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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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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学1万林判
    丙
    一九七三年第三期目
    录
    学习十大文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
    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方海(3)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7)
    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金士靖（10)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15)《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金冲及(24)从反儒尊法到尊孔读经
    试论章太炎思想的演变过程…
    濮(29)
    尊孔与卖国之间
    一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秋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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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研究
    解决矛盾要靠正确的路线…巩学庆(38)做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派
    上海部分财政专管员座谈会
    (40)
    集中兵力打好歼灭战…上海闵行“一二五”工程指挥组(44)美苏两霸加紧争夺中东石油霸权…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薛源(48)资料：美国“能源危机”是怎么回事？
    …(53)
    文学评论
    前进的步伐
    短篇小说集《碧水长流》序…
    …方泽生(55)
    阳光和土壤…工农兵业余作者集体讨论段瑞夏林正义执笔(58)儿童文艺创作漫谈
    彩色美术影片《小号手》、《东海小哨兵》观后…边善基陆寿钧(62)评晴雯的反抗性格
    —《红楼梦》人物批判之
    ………任犊(66)
    学一点世界近代史
    试论雅各宾派的历史作用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编写组(69)希特勒的声东击西政策……童澈(75)在阿登纳笔下……史坚斌(78)
    工农兵笔谈
    要取得共同的语言
    吕广杰(80)
    虚心向群众学习…黄秀文(81)在反复实践中提高认识增长才干
    …周麟昌(83)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结合社会调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复旦大学哲学系(85)
    人物传记
    邹容传
    今(90)
    ,…+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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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附大校件学闭吗肚状无泽陈
    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
    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
    方海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根据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指出了党内路线斗争的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真学习《子盾论》，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提供一把钥匙。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教导我们：“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宏观宇宙和微观粒子，无论是有机界和无机界，无论是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都充满着矛盾的运动。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当然也不例外。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派别斗争的历史。我们的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正是这种矛盾和斗争，使我们的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巩固、发展，壮大。
    为什么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会始终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呢？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路线斗争总是同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但是，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并不等于矛盾的消失。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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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当然要遭到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拼死反抗。这样就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到党内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为了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也总是把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作为他们所依靠的阶级基础。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国际国内每出现一个阶级斗争的浪潮，党内也就必然表现为一次激烈的路线斗争。我们党和一小撮机会主义头子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的集中表现。
    回顾我国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
    三年，党在取得“三反”、“五反”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在这个时侯，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但没有成功。一九五八年，我们党在取得了反右派胜利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杜会主义的总路线，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紧接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跳了出来，公开下战书，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企图篡党夺权，但是也被粉碎了。我们党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更是由来已久。从建国初期、“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整风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都经历了激烈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先是刘少奇，以后是林彪，再也隐藏不住，跳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了。但是，当他们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妄图在中国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同时也就宣告了他们的总暴露和总破产。解放以来这四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不会熄灭，路线斗争不会终止。其实，即使阶级消灭了，也仍然还会有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而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仍将存在，到了那个时候，也仍要继续革命。社会制度要改革，就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就是了。
    承认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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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认矛盾，害怕革命。过去刘少奇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修正主义黑货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不讲矛盾斗争的“合
    二而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以后，林彪、陈伯达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实际上就是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贩卖刘少奇的一套黑货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是，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熄灭论”，正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种表现。林彪一伙就是一面高喊“路线斗争差不多”了，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阴谋活动，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在批林整风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看到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正确地认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是通过波浪式的时起时伏表现出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根本矛盾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是有其阶段性的。我国解放以来所经历的每个具体阶段的斗争，都和其他矛盾运动一样，有一个逐渐激化的过程，即在一定条件下由相对静止的状态转化为显著变动的状态，并经过激烈的斗争达到矛盾的解决，然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矛盾和斗争的具体阶段。在时间上，表现为每隔
    七、八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一次。尽管一次次跳出来都遭到可耻的失败，但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还是一次次非跳出来不可，直到彻底灭亡为止。这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逻辑，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条规律。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时起时伏，决不意味着时有时无。在一场大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之后，矛盾可能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尖锐，但“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在旧过程完结和新过程开始之间，绝对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无差别境界”。两次大的斗争高潮之间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平静，是因为阶级敌人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要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没有几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也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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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因此，缓和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斗争才是绝对的和本质的。不懂得斗争的这种曲折性，就不能真正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
    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要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就必须研究斗争过程中每一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日益深入人心，迫使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不断改变他们的进攻手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特点。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在党内刮阴风，点鬼火；彭德怀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赤膊上阵；刘少奇则时而极右，时而极“左”，时而打着白旗反红旗，时而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则是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但他们的共同本质都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就是深刻地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新鲜经验，揭露了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本质和特征。因此，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为武器，认真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研究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采取的不同斗争手法，以便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虽然是长期的、曲折的，但这种长期性和曲折性决不是周而复始式的简单循环，革命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列宁曾经讲过：“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历史经验证明，每经过一次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必然雅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我们党经过了多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但每次斗争的结果，都使阶级敌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人民受到了锻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党更加巩固，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当然，也可能会有另一种情况，象苏联那样，由于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使革命受到了挫折，历史出现了倒退。但这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来看，不过是
    一股小小的逆流罢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如果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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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清无产阶级的历更使命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的改治报告中指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一段话，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时代和形势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深刻地阐明了我们今天时代的本质。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这些论述。
    要正确认识时代，首先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关于区分时代的标志。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区分历史上的大时代，就是看“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我们只有对世界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力量，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抓住本质正确区分各个不同的时代。
    列宁逝世后的五十年来，尽管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分析过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表现得更加深刻了。世界基本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激化了。特别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把苏联变为社会帝国
    这个总趋势，思想上缺少彻底革命的精神，每当革命出现暂时曲折的时候，就会感到悲观失望。这种情绪，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反映。党内有矛盾、有斗争，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想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机会主义头子和一切反动的东西一样，你不斗，他就不倒。只有坚央斗争，才能促使矛盾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如果有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保证不经过任何曲折和斗争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么用鲁迅的话来说，“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
    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运用这个宇宙观来观察社会，才能正确认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掌握社会发展趋势，对革命形势作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永远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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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国家后，加入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行列，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从而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但是，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的仍然是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代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是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而不是一、二个超级大国。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整个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但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却在时代问题上玩弄花招，贩卖修正主义的反革命谬论。毛主席在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一再教导我们说，现在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了这个观点，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集中地进了这个观点。一九
    六○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重要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坚持了毛主席的这个论点，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是不可能推翻的。然而林彪却妄图推翻这个提法。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在华中局的一次讲话中胡说：现在的时代是“和列宁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新时代”。在一九六八年，他又一再坚持说“列宁和毛主席时代的条件不同，他们各代表当时时代的特点”。他恶毒地宣扬“马列过时”论，安图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从而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达到其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罪恶目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这种借口时代变了，诬蔑马列主义“过时”了，从而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的共同手法。伯恩施坦曾经借口形势的变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考茨基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反动谬论，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则明目张胆地说，在时代问题上，“不能机械地重复列宁在好几十年以前所说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话”，鼓吹“三和”路线。林彪借口时代变了，鼓吹“马列过时”论，同样也是为了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为实行林家父子的法西斯专政制造舆论。
    林彪在讲话中还大谈什么“人类历史的进程”，胡说“过去影响世界历史命运的”，“第
    一个时期是西班牙，第二个时期是英国，第三个时期是美国”。这种“大国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历史唯心主义滥调，和新老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技术决定时代”、“核武器改变时代”等唯生产力论、唯武器论的滥调，完全是一路货色。这里，不禁使人想起了赫鲁晓夫鼓吹的那个“戴维营精神”，即所谓美苏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就出现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使人类从此进入了“新的转折点”。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痴心妄想，在地球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究竟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历史早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就是毛主席所早已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几个超级大国的头子凑在一起，就想做起共同主宰世界的迷梦，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其结果只能是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辗得粉身碎骨！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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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我们将来变成强盛的工业国家，也永远不做超敏大国，并且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称霸世界。林彪鼓吹的“大国决定世界历史命运”，实际上是宣扬苏修“决定世界历史命运”，是适应勃列日涅夫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需要，妄图把我国变为苏修核保护伞下的殖民地。林彪在时代问题上所鼓吹的种种谬论，彻底暴露了他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
    正确地认清时代和形势，这是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根本依据。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对时代和形势所作的分析，不仅是对林彪及一切修正主义者背叛列宁主义的深刻批判，而且指引着我们正确地认清当前国内外形势，更好地肩负起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列宁曾经指出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今天世界上出现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我们坚持列宁对时代的论断，就是要坚持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进一步认清包括苏修在内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它们要重新瓜分世界。所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现代战争的根源。当前，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有空就钻，有虚就入，闹得世界很不安宁。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教导我们：“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那种认为国际形势“全面缓和”的和平麻痹思想，违反了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以苏修为例，一九七二年，它的实际军事开支高达八百多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它用于成略武器的费用甚至高达美国的两倍。苏修的战略重点虽在欧洲，但它到处仲手，亡我之心不死，在我国边境部署了成百万军队和大量坦克、飞机，甚至把导弹对准我国各大城市和战略目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它很可能会改变声东击西为声东向东。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指示，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可能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以及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对内对外政策，是建筑在对时代和形势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之上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历次路线斗争的实践说明：一切机会主义路线都是有国际帝国主义作为背景的。我们坚持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就要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地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我们通过学习十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时代和形势的分析，更深刻地感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捍卫和努力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努力搞好教育革命，把上层建筑的革命进行到底，更好地肩负起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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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
    金士靖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又一次传达了毛主席的经常教导：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认真学习和掌握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帝国主义的矛盾及其战争本质，对于加深理解十大关于时代和形势的分析，都是十分重要的。
    (-)
    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掠取最高的利润，生产的发展是和残酷的竞争以及生产无政府状态分不开的，因而必然导致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情况就正如列宁所说的：“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技术的空前发展和垄新资本各项经济特征的作用，使各国的不平衡发展具有跳跃性，一些国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赶上并超过另一些国家。垄断资本集团总是“按资本”、“按实力”来分割世界的.实力地位既然由于不平衡发展而发生了急刷变化，那末，重新分割的武装冲突就不可避免。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业最发达，被称为“世界的工厂”，法国仅次于英国，而美国和德国还都刚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不平衡。美国工业产量在八十年代就赶过了英国，德国在二十世纪初也超过英、法而爬到了第二位。这样一来原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已不适应新的实力对比关系。
    世界各资本主义强国在一九一四年的全部殖民地领土面积为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其中英国占一半以上，法国占六分之一。德国的经济实力超过英，法，但它所拥有的殖民地还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法国的十分之三。德国帝国主义公开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德国首相在国会叫嚷：“别的国家彼此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只能欣赏蔚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英法集团和德国集团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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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世界推向帝国主义战争的深渊。大战后帝国主义体系大大削弱，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突破了帝国主义阵线的薄弱环节，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但大战不仅没有消除这种不平衡，反以战争的破坏、经济危机的加深和由此“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刷。德国在战后割地、赔款并且失去了全部殖民地和国外投资，但工业基础没有受到破坏。它利用了英、美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需要以及英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争夺欧洲霸权的矛盾，取得了大量援助和贷款，来扩大和加强自己的重工业。在短短的十年内，工业生产又超过了英、法两国，再次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法国和英国，总的来说，继续处于停滞阶段。美国和日本在战争中未受到破坏，反而发了战争财，并利用欧洲国家自顾不暇的机会，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它反映为暴发户美国和老牌帝国主义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同时，英、美两国又对后来居上的日本怀有戒心。此外，美、英两国还都要利用德国和日本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下，德国和日本经济、军事实力迅速膨胀。日、德、意三国开始以实力行动来强行改变战后凡尔赛分赃会议上对领土和势力范围的划分。日本一九三一年侵占我国东北：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德国一九三五年收回萨尔区；一九三六年进占莱茵区；一九三八年侵占奥地利，一九三九年占领捷克。意大利一九三五年侵占埃塞俄比亚；一九三六年又伙同德国武装干涉西班牙，扼杀西班牙共和国。这三国叫嚷要扩大“生存空间”，并于一九三六年建立起法西斯轴心。这时，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美英矛盾退居次位，而英、法、美和德、意、日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最后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事实再次表明，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地盘进一步缩小，集中和垄断的程度加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也更加发展了。
    这次大战的结果，日、德、意战败，英、法严重削弱，美国大发战争横财。战后初期，美国乘机大肆扩张，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有绝对的经济优势。一九四七年美国出口额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一九四八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
    五十四点六，黄金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五。一九五○年美帝侵略朝鲜，又给自已造成新的战争景气，但是，正如毛主席所预见的，“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一九五三年，侵朝战争以失败告终，战争景气随即消逝，从此美国步入衰落时期。与此同时，日本和西欧国家在一九四八一一九五一年先后恢复到战前生产水平，除英国外，都以快于美国的速度膨胀经济，开始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新阶段。
    近二十年来，在美国，盲目扩大的生产能力，与不稳定的和相对缩小的市场很不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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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因此，美国垄断资本力图从对外军事、经济扩张上找出路。结果，它的直接军费的比重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而设备投资则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末。美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削弱，市场愈来愈狭小，经济发展速度降到仅略高于长期衰落的英国。
    日本是另一个类型。那里的工资水平一向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的。战后金融寡头推行的膨胀信用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设备投资在国民总生产中的比重（一九七一年为百分之十八点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再加上美帝侵朝、侵越战争的刺激和亚、非、拉廉价资源的喂养，日本的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膨胀最快的一个。
    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发展情况，介于日本和英，美之间。这三个国家的垄断资本除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对外经济扩张之外，还组成西欧共同市场，同美、苏两霸抗衡，以保护其产品销路，提高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法国还通过法郎的大幅度贬值，在六十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战中取得了有利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西德、法、意、英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如下表：
    表1各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国
    民
    必
    产
    总
    值
    工业生产
    出口贸易
    1953-1970
    1950-1960
    1960-1970
    1950-1970
    1950-1970
    美
    画
    3.4
    3.2
    4.2
    4.1
    5.6
    日
    本
    10.1
    9,1
    11.3
    14,9
    16,2
    西
    德
    6.3
    7.9
    4,7
    7,5
    12.7
    法
    国
    5.6
    4.5
    5.6
    5,9
    8.9
    意大利
    5.6
    5.6
    5.7
    8.0
    12.5
    英
    国
    2.8
    2.8
    2.7
    3.0
    3.2
    由此可见，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发展速度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情况，使得各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见下表：
    表2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国民生产总值
    工业生产
    出口贸易
    黄金外汇储备*
    19381950
    1971
    193819501971
    193S
    1950
    1971193819501971
    六国合计
    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美
    国
    49.561.751.9
    49.6
    67,152.9
    30.0
    43.526.464.179.718.7
    日
    本
    8.3
    5.513.9
    5.4
    2.013.211.0
    3.614.7
    0.1
    2.121.9
    西
    德*11.2
    7.510.412.9
    8.013.221.0
    8.623.7
    0.727.4
    法
    国
    10.2
    8.5
    9.7
    10.5
    5.4
    6.4
    8.713.312.5
    14.0
    2.812.2
    意大利
    6.0
    4.8
    5.8
    3.4
    3.0
    4.8
    5.4
    5.0
    9.21.1
    2.610.0
    英
    国
    14.5
    12.0
    8.3
    18.114.4
    9.623.626.113.320.712.09.7
    战前为全德数字。
    年末数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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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指出，实际上，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这张表上所指出的要曲折、复杂得多。比如，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西德（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不是日本（百分之九）。到了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开始在速度上领先，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事，到了六十年代，西德又落在法、意之后。就是日本，它自进入七十年代后，速度也开始减慢，一九六九一一九七二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只增百分之八点五。再如，所有这些国家，在战后都经历了四至六次的经济危机。正因为如此，各国互相转嫁危机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了。
    正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斗日趋激烈的时候，苏联由社会主义蜕化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均势。苏修叛徒集团侵吞了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残酷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并对“经互会”国家和亚、非、拉国家进行无情掠夺，从而有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一
    九七一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一半，出口贸易为美国的三分之一。苏联的农业和轻工业很落后，每年要向西方国家乞求粮食，但它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和某些为扩军备战服务的重工业（如钢）的产量，则和美国不相上下。
    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经济发展，是垄断资本和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对本国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贫困和灾难。和不平衡发展相伴随的，一方面是，各国资本集中的过程大大加快，发展速度最高的国家，大垄断企业的实力增加得最猛。另一方面是，发达的富国和发展中的穷国在经济上的差距日益扩大。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库兹涅茨承认，在1954/1958一1964/1968年间，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
    五点二九，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为百分之四点三九：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前者为百分之四点零七，后者为百分之一点八。可见，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进程中，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剥削加重，矛盾加剧。
    (三)
    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刷，使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原料、投资场所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加剧了，这就邀化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苏两霸争夺霸权的矛盾。
    美苏两霸争夺霸权，首当其冲的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美国利用战后老殖民主义者走向衰亡之际，进一步取而代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通过经“援”、军“援”，对中小国家进行掠夺和控制。目前，苏修向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援”贷款为五十多亿卢布。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年军“援”则多达二百五十二亿美元。一
    九七一年七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一年内出售的军火为二十二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美苏两霸不仅通过这些“援助”，从经济、政治、军事上控制受援国，而且直接策划颠覆活动。这就邀起了许多国家的反抗和反对，最近几年来就多次发生过苏修驻外人员因参与驻在国的暗杀、颠覆活动而被逐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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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苏两霸还一面天天大喊裁军，一面大搞扩军竞赛。美国本年度的直接军费达八百
    五十二亿美元。苏修在六十年代的十年中，根据它自己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军费开支已增加近一倍。而据西方报刊分析，一九七三年苏修军费开支将达八百亿至九百亿美元。美苏两霸还把军备竞赛的重点放在战略核武器上。一九六三年，在签订了“部分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以后，苏修一面鼓吹这是“普遍和平与安全大厦的第一块基石”，一面却在十年内增加洲际导弹十四倍，战略火箭部队的人数扩充三倍以上。最近几年，美国与苏修还加紧进行了多弹头导弹的试制，从质量上提高战略武器的威力。
    早在一百年前，马克思在揭露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一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如今新沙皇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他们为要实现好几代老沙皇所没有实现的“斯拉夫帝国”的美梦，大肆叫嚷它的战略火箭“能够消灭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标”，对世界人民进行露骨的核威胁。它在东欧驻军几十个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在蒙古设置战略核武器基地，它的亡我之心不死。苏修海军力量十年来扩大一倍，以地中海和印度洋为重点，同美帝争夺海上霸权，它还想从西太平洋越过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以完成对我国的海上包围圈。
    美苏两新为了争夺霸权地位，不仅疯狂进行扩军竞赛，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作准备，而且在实际上，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争夺所引起的局部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印度支那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连绵不断，朝鲜人民反抗美帝侵略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都经历了激烈的战争。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武装镇压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一九四八年以来，以色列在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先后已达四次，在中东保持着紧张的局面。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侈谈什么“一代人的和平”、“集体安全体系”，宣扬什么“和平，安全、发展”，就是与军事冒险同时使用的另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欺骗和麻痹人民。但是，在日益觉醒的世界革命人民面前，这种鬼话是骗不了多少人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已经用自己的冒险行动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侵略和战争本性。我们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如果帝国主义利令智昏，胆敢发动战争，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的灭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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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怎样正确认识儒家法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充满了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伟大的社会转变时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法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进行着。分析一下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在其不同时期对待儒法论争的不同态度，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当前草儒反法思潮的阶级根源，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一)
    在中国近代社会，最早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合的是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主张变法维新，想通过改良的途径，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但是，顽固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却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坚持孔孟之道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两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变革要求，必然导致向维护旧势力的儒家思想开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是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情绪写成的。它论证了儒家奉行的孔子经典有许多是假货，引导人们去怀疑那些从来不敢怀疑的神圣东西，打破了长期来“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的沉寂局面。严复的《辟韩》，大胆地驳斥了韩愈宣扬的儒家道统。他认为无论是宋学、汉学，还是词章之学，都应“且束高阁”①。谭嗣同的《仁学》，更是大声疾呼要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触及了封建的统治秩序。“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公然议论起不许议论的儒家经典，还居然表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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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冲决“三纲五常”，这就无怪他们要被封建卫道士们看成是洪水猛兽了。
    资产阶级改良派既要反对儒家的颂古非今，就不能不肯定法家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严复的法家观，鲜明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儒家守旧思想的批判。他认为苟子所说的“人之贵于禽兽也，以其能群也”的论点，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物竞天择”的历史进化论相符合的。②他还肯定了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功绩，指出“秦之销兵焚书”，是出于“大一统”的需要。③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待儒家和法家的这种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企图摆脱封建束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微弱要求。
    但是，由于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初步发展，而这些改良主义者又是刚从正在崩坏中的封建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十分软弱的，手里没有什么象样的武器。以严复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较多地接受了西方风靡一时的庸俗进化论。而康有为、谭嗣同这些人，则演了一出“托古改制”的活剧，突出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落后性和反动性。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把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他们痛骂汉、宋以来信奉孔学的儒家，却不敢触动儒家祖师爷孔子的一根毫毛。他们不仅为孔子开脱罪责，力图保全孔子，还千方百计地神化孔子，说孔子是个“托古改制”的“万世教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康有为自己供认：“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④真是跪着“造反”，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软骨病。他们就象乡间的士绅们那样，在宗祠中请出高祖曾祖的神主来打叔伯们的屁股。结果呢，反儒不反孔，儒家当然反不了，而他们的“冲决网罗”，也只空喊了一阵，最后还是在孔子的“网罗”下过活。
    “维新旧梦已成烟”。戊戌政变的失败，标志着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破产。在这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分化了，一部分人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而康有为这些头头们则仍然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政治上堕落成为保皇党，在思想上拼命维护儒家旧传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历史证明，不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最终就必然要与旧传统同流合污。
    (二)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一九OO年，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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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团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烈火在中国大地漫天燃烧。接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时，以康有为作头子的保皇党，专门从事破坏革命的勾当。保皇必然尊孔。康有为在海外写了《孟子微》、《论语注》等书，给孔老二这具古老的僵尸穿上时鼍的资产阶级新装。他的徒子徒孙们也对法家展开了全面的攻击。麦孟华攻击商鞅“专恃功利主义，而偏缺道德教育”⑤，梁启超指责法家“徒知治标而不治本”⑧。他们妄图论证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一种以儒为体、以法为用的“开明专制”制度。
    不破除这些反动谬论，不打倒孔子这尊偶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就无法得到发展。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年，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各种思潮或各种学派，总是同当时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有着明显的或隐蔽的联系。既然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鼓吹保皇而提倡尊孔，资产阶级革命派
    为了宣传草命就必然针锋相对地反对尊孔。一九O二年，章太炎写了《订孔》
    一文，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反儒的矛头直指孔子。他借用一个日本学者的话，说孔子是中国的“祸本”，使中国经历“八十世而无进取”。一九0三年，章太炎又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了康有为这个“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的保皇小丑。在这篇文章中，他尖锐地指出清朝统治者的尊崇孔子，奉行儒术，纯粹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因此，要反对清
    王朝的封建统治，首先就必须反对孔子的思想统治。章太炎在一九O六年东
    渡日本后，斩钉截铁地指出：“孔教是断不可用的”⑦。他还正确地评价了法家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认为把“抑民恣君”归罪于法家，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法家在战国时代讲刑律，是为了维护新的社会制度，“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相反，倒是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之流，在“仁义道德”的掩护下，严刑峻法，“以称天子专制之意”。⑧
    章太炎的这些反孔言论，为资产阶级树起了一面打倒孔学的大旗，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纷纷起来攻击孔学，批判儒家的天道观和纲常名教。他们提出了“人定代天”的战斗口号，明确指出：“代天者，以己之权行己之志，无所谓天者也。”⑨他们还揭露“宋儒尊三纲，定名分”，完全是为了“束缚臣民之思想，使臣民柔顺屈从”，以“有利于专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孔斗争，比起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十九世纪末期所做的进了
    一大步。他们不仅从正面抨击了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并且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
    习与批料
    级改良派尊孔的丑恶嘴脸。革命的深入，推动了批孔的深入；而批孔的深入，又反过来促进了革命的深入。无论是在海外或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阵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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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日益扩大，而保皇派则越来越不得人心。保皇党的头子梁启超曾对此伤心地说：“近世新学者流，动辄以排孔为能”，而“狂妄少年”竟纷纷“肆口嫚骂”孔子。①这说明了孔家店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正和清王朝一样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黄金时代。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封建顽固派斗，同资产阶级改良派斗，同尊偶反法思潮斗，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他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是软弱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中的许多人，并不懂得批判孔孟之道的深远意义，在批判中往往采取了保留态度。他们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敢于批判孔子。一到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软硬兼施下，就旗靡辙乱地溃退了下来。原先聚集在革命旗帜下的先生们，有的被杀，有的变节，有的退隐，有的出洋，也有人把《二十四史》搬到国外埋头读书去了。特别是当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跟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屁股后面，重新拜倒在儒家的旗帜下。就是那个曾经勇敢地批判过孔子的章太炎，到了晚年，却“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高唱起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的调子来了。历史证明，即使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也不可能完成彻底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历史使命。
    (三)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摧毁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家店的迷信。这个口号在当时变成了群众的革命口号，这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设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这场声势浩大的“打倒孔家店”的战斗，直接配合着辛亥革命后反复辟的斗争。辛亥革命失败后，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大军阀袁世凯篡夺了政权，立即宣称要以儒家“忠信笃敬”的传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一九一四年九月，他率领百官举行了声势赫赫的“尊孔祀圣”大典，次年又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紧随尊孔读经而来的，就是洪宪帝制丑剧的演出。袁世凯垮台以后，被“永定为复辟的祖师”康有为，勾结封建军阀张勋，策动“辫子兵”进京，又演了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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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康有为还叫嚷什么：“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乎？”®人们生着膝盖，竟是专门给老天爷和孔子下跪的！就在这乌云满布、群魔乱舞的时刻，一九一五年，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应运而生。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起了轰轰烈烈的声讨孔家店的运动。这些文章尖锐地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事实证明，所谓“孔教会”、“尊孔会”等等，在政治上无一不是复辟党。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它宣判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礼教的统治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对封建旧礼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他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被尊孔派吹得天花乱坠的孔家店的“仁义道德”，原来就是如此！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所进行的最深刻的批判。鲁迅不仅无情地揭露了摆人肉筵席的黑暗现实，而且决心消灭这排人肉筵席的政治制度。他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使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封建文化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把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都卷进去了。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尖锐化，特别是当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参加反封建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便迅速地向不同方向分化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很快就背叛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转而利用封建文化反对人民革命。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到了一九一九年春上，他就开始大捧孔子“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并大骂法家“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他又跳出来叫嚣什么：“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再往后，胡适就扯起“整理国故”的破旗，竭力为孔家店的幽灵招魂。他招供：自己当时“批评孔孟”，只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⑩。也就是说，他投身于反封建文化的统一战线，只是为了替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以确立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盟主”地位。
    吴虞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曾对孔家店进行过比较猛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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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的冲击。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只能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去批判儒家学说。他们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去攻击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用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思想去反对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他们眼中，坏的就绝对的坏，好的就一切皆好。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不能正确评价秦始皇，不承认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奴隶主复辟的必要性，看不到秦始皇和法家的历史功绩。他们对孔子的批判也只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不打倒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家店，资本主义就不能自由发展，而并没有认识到孔子的反动阶级本性，不肯彻底否定孔子。就是这个吴虞，在五四时期便很欣赏梁启超的“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这句话，说什么“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⑩这就为孔家店翻案理下了伏笔。正因如此，五四以后，这位曾经被捧成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就悄悄地收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颓唐、隐退，抽起鸦片烟来了。
    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陈独秀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时，曾经痛斥孔子“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俨然是一位反孔“英雄”。但由于他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五四运动中就极端视人民群众，一边叫喊打倒孔家店，一边却大嚷“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以后，随着他对无产阶级的出卖和叛变，很快地由反孔“英雄”沦为尊孔小丑。一九三七年十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这个已经堕落为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托陈取消派头目，忽然大唱起尊儒反法的调头，叫嚷要“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并把法家说成“本是儒家的支流”，胡说旧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妄图抹煞新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以配合日寇利用孔家店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阴谋。
    历史证明，真正坚决彻底摧毁孔家店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堡垒的，只有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正如毛主席所概括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对孔家店的批判，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受到极大的鼓舞，勇猛地战斗，响亮地“呐减”，无所畏惧地去打倒孔家店。这场战斗，成了鲁迅继续革命的伟大起点。一九二七一一九二八年鲁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之后，进一步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彻底地批判了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2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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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四以后，资产阶级为孔家店翻案和无产阶级反翻案的斗争始终不断地在进行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拿不出任何象样的东西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不乞灵于旧的顾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把五四时期砸烂了的孔家店重加修补，端了出来，以强化他们的法西斯统治。孔子总是同最顽固最反动的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近代社会，反孔和尊孔思潮的起伏，是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脉搏。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京一建立，蒋介石便效法历代帝王，匆匆地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朝圣”，颂扬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正如鲁迅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所揭露的：“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这是什么“仁义”？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剿一编者）就是行仁”。@请看，在“仁”字底下，流淌着多少革命人民的鲜血啊！怪不得国民党在一九三四年反革命围剿的高潮中，特别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还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一些封建余孽、买办文人也纷纷出动，说什么“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必须把孔子贯入人们的血管里才行”。暮夜蛙声，嚷成一片。鲁迅当时深刻指出：“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如果说民国初年的尊孔派是要恢复孔子和封建皇帝的老关系，如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提倡尊孔读经，却是要孔子和法西斯头子搭上新关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面吸取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一面政造和发展了法家学说中赤裸裸地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观点，把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结合起来，鼓吹建立一种所谓“新法家”。一九三六年，法西斯派头目陈启天写了一本叫《中国法家概论》的书，说要“酌采法家学说之可适用于今者”，“孕成一新法家之系统理论，以挽教今后中国之危局”。所谓“可适用于今”，就是“可适用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镇压人民革命，以挽教他们的“危局”。按照陈启天的说法，“新法家”就是“国家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要成为“军国主义”，而且在文化上要确立“统一思想与统一教育的政策”。妙极了！这个所谓“新法家”，不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主义”的反动口号的翻版吗？资产阶级法西斯派逆时代潮流而动，这同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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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法家要求变革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尊法”呢？且听那个原名戴天仇、改名戴季陶、后又称戴传贤的国民党尊孔派的供认：“古之所谓礼，即今日之所谓法。”②原来，他们所说的“法家”，实际是儒家的化名。苏修有那么个历史学杂志，最近发了一篇论法家的文章，说什么陈启天要“恢复法家的某些观点”，他们原想借此指桑骂棉，不料恰好暴露了自己和法西斯吹鼓手同气相求的丑恶嘴脸，真是可鄙而又可笑！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变本加厉地提倡尊孔读经的思想复古运动，鼓吹“欲完成建国大业”，端在“儒家思想之复活”。©还有人抛出了所谓“新理学”，叫减要“承接”宋明以来的理学，发扬“内圣外王之道”，即运用理学的修养经和儒家的统治术，以“应帝王”，也就是为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效劳。与此同时，在学术界也出现了
    一股尊儒反法的思潮，它是对蒋介石统治还没有完全断绝指望的一种反映。这种情况表明，所谓“儒法研究”，决不是什么“纯学术”问题，而是深刻地反映了政治上不同路线的尖锐斗争。
    (五)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革命跨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重新祭起尊儒反法的旗号，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被中国人民推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疯狂地鼓吹尊孔复古。蒋帮在逃到台湾后搞了一个“孔孟学会”，叫嚷要用孔孟之道对中国共产党“作全面的思想战、文化战、主义战”。@那个跟着蒋介石滚到海岛上去的胡适博士，在一九五
    四年作了一个所谓《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的演讲，继续吹嘘孔子“仁”的哲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对法家大放厥词，攻击商鞅在秦国实行“极权政治”，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文献”。他还含沙射影地咒骂秦帝国“这一个以最可怕的武力打成功的极权国家，不到十五年就倒下去了”。借攻击秦始皇的“极权制度”，以发泄他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仇恨，表现了失败的阶级在绝望中，还想用尊儒反法的陈药来为自己打强心针。
    尊儒反法思潮还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都是尊儒反法思潮的吹鼓手。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之类政治骗子，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为大资产阶级的尊儒反法思潮推波助澜。他们吹捧孔子是“宇宙之伟人”四，孔子思想“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大罪恶”，胡说谁想“翻案”都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⑦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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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革命时期，他们又和海岛上的蒋介石集团心心相印，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尊儒反法思潮的代表者。大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阜“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说什么“人民政府也应该祭祀他”。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是个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古代文化都一窍不通的野心家、阴谋家，却假充斯文，胡说八道，匍匐在孔老二的脚下，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鼓吹“要像朱子那样去待人”。他还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豢养的那条丧家的乏走狗、叛徒、卖国贼王明一鼻孔出气，大肆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们继承地主资产阶级尊儒反法的衣钵，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正是为了妄图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重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孔子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扭结在一起。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时代，孔子是奴隶主贵族复辟的政治和思想代表。在资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孔子是地主阶级复辟的旗子。当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孔子又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象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非得拾出孔子不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也非得抬出孔子不可。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党的十大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注：
    @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①严复：《救亡决论》
    ⑤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②参见严复：《原强》
    面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③参见严复：《论世变之亟》
    ⑦吴虞：致陈独秀书
    ④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陈独秀：《宪法与孔致》
    ⑤麦孟华：《商君传》
    ©陈独秀：克林德神》
    ⑧梁启超：《管子传》
    @陈独秀：《孔子与中国》
    ⑦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④蒋介石：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一）》
    ⑧参见章太炎：《商鞅》
    四戴季陶：《孝园文稿·礼乐与人生》
    ⑨参见革天(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
    ⑧饯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岁
    @参见道统辨(《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三
    ④蒋介石：《对孔孟学会成立大会致词》
    集)
    四陈伯达：《原意志
    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刘少奇谈话，转引自《中国青年一九五
    ②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一九三六
    九年第二十三期
    年六月十五、十六日天津《大公报》)
    参见陈伯达：《新人生观的创造一国民
    ©康有为：《请伤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电》
    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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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
    金冲及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英国赫胥黎著，原名《进化与伦理》），是一部他用自己的观点加以发展和改造了的译作。它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这部著作的发表，震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
    薄薄一本小册子，为什么会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新学和旧学、反孔和尊孔这两种思潮的斗争。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着思想界的一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英雄们，在猛烈打击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严厉地斥责“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提出了朴素的农民平等思想。但是，这个革命不幸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被扼杀在血泊中了。
    随着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疯狂的反攻倒算，在思想界泛滥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太平天国的革命首都一天京一陷落，曾国藩这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剑子手立刻抛出了一篇《江宁府学记》，叫嚣“无礼无学，贼民斯兴”。他竭力提倡尊孔读经，强调只有实行“隆礼”，才能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从根本上“辟异端”。
    这时的孔学，除了旧主子外，还找到了一个新主子，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就竭力鼓吹孔孟之道，他在《新政策》中胡说什么：中国最重五常，而以“仁”为首，和西方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同出一源。西方殖民侵略者妄想用孔学这剂鸦片烟来继续麻醉中国人民，以确保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在中国的长治久安。
    在这种情况下，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尽管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思想界的变化却十分缓慢。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思想界仍然占着正统的地位。谁要是离开它-一步，就会被指责成是“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甚至被斥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而对当时的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除了这些被奉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孔孟之道以外，实在也不知道天地间还有什么别的学问。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状况说：“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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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这正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写照。
    就在这个时候，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露了头。它的代表人物一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提出了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一点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一触到儒家思想这个庞然大物，其软弱性、怯懦性就立刻暴露无遗了。王韬曾经大声疾呼地要求“变法自强”，而一谈到“道”、“本”这些问题，就急忙表白：“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郑观应在当时曾勇敢地提出了“设议院”的资产阶级政治要求。但一谈到“道”、“本”，他的勇气也就立刻丧失了，含含糊糊地说什么：中学是本，西学是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盛世危言·西学》)。
    时代已经变了，但人们并不是一下都能深刻地认识这种变化，使自己的思想得到相应的变化。无论是王韬或郑观应，都对孔子这尊偶象怀着敬畏的心情。他们与前人的不同，只不过是将磕头换成了鞠躬。这种情况，恰正证明“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情性力”（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激烈的斗争，不对孔学进行有力的批判，旧的传统思想是决不会自行后退一步的。
    二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标榜“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破了产。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从痛苦中寻找新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现了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它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康有为，另一个就是严复。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他大声疾呼地鼓吹“敷亡”，提出“统筹全局”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把维新变法从原来少数人著书立说的狭窄圈子里冲破出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社会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严复所不及的地方。但是，他同严复比较起来，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了解是肤浅的，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也比较深。他把自已的变法思想说成是孔子的久被湮没的“微言大义”。他的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的进化观，使用的也是汉代儒家经今文学家所谓“张三世”的说法。康有为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经今文学来对抗经古文学，拿孔子来对抗孔学，活脱脱地表现了他是一个跪着造反的软骨虫。他这种反程朱不反孔孟的态度，实际上是在用一双半放大的小脚走路，扭扭捏捏，羞羞答答，不可能使人们从根本上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怀疑，从而由儒家思想的严重束缚下摆脱出来。
    严复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大胜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把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循老路走了，必须改弦更张，另走新路。他反对孔学即所谓旧学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甲午成争失败的消息一传来，他在天津的《直报》上先后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数亡决论》和《辟韩》。他痛切陈词，鼓吹“救亡”，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政治，抨击孔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他说：“民智者，富强之原”，而“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他把孔学即所谓旧学同新学作了一系列的对比，指出：前者亲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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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尚贤，前者尊主，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恃人力。他不顾“非圣无法”的压力，尖锐地写道：“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
    严复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新学的称颂，固然包含着许多错误；但由于他把新学同旧学即孔学鲜明地对立起来，毫不含糊地要求人们革故更新，批判孔学，另走新路，这对当时许多人来说，确有发聋震聩之感，耳目为之一新。
    紧接着，严复在第二年就译出了《天演论》，在《国闻汇编》（旬刊）上陆续发表，第一次把西方资产阶级的重要学术论著直接介绍到中国来。
    《天演论》的发表，替当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在世界观上提供了一种与孔学这种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观点，对人们当时迫切关心的现实政治问题作出了与过去不同的新回答。
    《天演论》一开始就引导人们去深思：我们眼前的世界在几于年前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今天的？支配这种变化的力量是什么？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演论》却以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丰富材料，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变化的物质世界的图景：世界万物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气，彼此间进行着异常剧烈的斗争。“数亩之内，战事炽然”。世界就是在这种激烈斗争中不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整个宇宙间充满“不可穷诘之变动”。·“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这些平淡无奇的话，对当时许多人来说，犹如当头棒喝，大大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拓宽了他们的思路。
    《天演论》把“物竞天择”看成是支配世界的法则。它认为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凡是同它周围的客观环境相适应的，就生存，就发展，反过来，凡是同它周围的客观环境不相适应的，就衰败，就灭亡。严复在按语中直截了当指出：“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自然的“造物主”即天老爷的存在。
    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这在当时直接涉及到要不要变革封建统治、变革能不能成功的问题。严译《天演论》在当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人胜天”的回答。它强调关键在于发挥“人治”的作用，“与天争胜”，也就是强调了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变革是完全有可能会实现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思想。我们必须看到，严复之所以要鼓吹“人胜天”的思想，有着深刻的政治上的原因。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不甘心中国长期处于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地位，迫切地要求数亡图存，奋发图强。严译《天演论》在卷终结语中就语重心长地点出：生当今日，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这就是严复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时刻翻译发表《天演论》的原因所在，也就是《天演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考察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还必须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关于儒法论争这一思想背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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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才能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春秋战国时代的儒法论争，是奴隶主要求复辟和封建主要求变革这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在中国近代社会，各个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场儒法论争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封建阶级尊孔，而资产阶级则反孔。但是，资产阶级中也决不是清一色。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对待儒法论争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同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营垒内，也各由于出身，教养和所联系的阶层的不同，而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康有为、谭嗣同的反儒不反孔，决定了他们对于法家抱歧视的态度。康有为主张从荀子退回到孟子，谭嗣同斥秦政为“大盗”、斥荀学为“乡愿”。严复则与他们不同。他反孔的态度比较坚决，敢于大胆肯定以荀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的“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指的就是荀子。《天演论》中鼓吹的“人胜天”的思想，同荀子“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正相一致。严复在《原强》中鼓吹“群学”的时候，还特地标明：“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日群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对待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态度上，严复要比康有为、谭嗣同坚决得多。正因如此，《天演论》在它发表后的二十年间，在思想界留下了巨大的影响。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在回忆自己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情景时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朝花夕拾·琐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三
    但是，严复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论在政治上或思想上都有着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天演论》所宣传的进化思想，归根到底，是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它只承认量变，而忽视质变：只主张渐变，不愿承认有剧烈的变革。在认识论方面，《天演论》在后半部中宣扬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说什么“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结果，只有意识才是可知的，而物质却被认为是不可知的。(“故此一生，纯为意境。”)这就完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当问题涉及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天演论》更是完全陷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了。它开出的治疗社会的药方是“合群”二字。严复主张使整个社会象一个家族一样“相为生养保持”。而它的实行方法，就是从教育着手：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这种“合群”说是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的翻版。它的实质，就是鼓吹社会内部各个阶级之间的合作，抹煞和取消阶级斗争。它适应了当时和封建统治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希望能够“争于外”，救亡图存；但在社会内部，又害怕阶级斗争，力求消弭这种斗争，鼓吹“盖惟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这种理论，在传统的儒家思想还长期牢牢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时候，在强调救亡图存这一点上，曾经从某些侧面对人们摆脱孔学的束缚起过暂时的微弱的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过程中的一级阶梯。可是，当人们要求向前迈进一步，冲破改良主义思想的蒂篱，实行比较激进的变革的时候，这种“合群”说的反动本质也就马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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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现出来了。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某些进步作用的人物，如果不能适应历史的潮流，努力解剖自己和改造自己，就必然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严复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顾不流血的变法却以流血的政变而告终的事实，继续坚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从而使自己成了革命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一九○二年，他在《外交报》上发表了《论教育书》，强调只有“教育”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把“民权”、“革命”等都看作“骄器之风”，是“吾国前途之害”。显然，在他这时的心目中，已经把革命看成是主要敌人了。
    第二年，他又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他在《群学肄言序》中，指责革命派只是“盲进以为破坏之事”，而不能从事建设。以后，他又在《与熊纯如书札》中供认：“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肆言》继之，意欲蜂起者稍为侍重。”你看，他不但没有随着历史前进，反倒是后悔起自己翻译《天演论》所起过的那点积极作用来了。往后，也就是他跪倒在孔子面前忏悔自己当年反孔罪过的时候了。
    辛亥革命后，严复在政治上进一步堕落成为一个顽固的封建复辟分子，厚颜无耻地当上了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并且领头充当所谓“孔教公会”的发起人，迅速地从反儒尊法倒退到“尊孔读经”的反动立场上去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更是如临末日，惊恐欲绝，竞在临终遗嘱中写道：“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严复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中死去，凄凉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而他的政治生命，则早在戊戌变法失败时就已经结束了。他以反孔开始，以尊孔告终。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到来是必不可避免的。严复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他是从地主阶级中蜕变过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当他面临着封建势力的压迫而竭力要求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实行变革的时候，严复是反孔的战士。随着革命的日益深入，这个阶级也就日趋反动。而当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严复作为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彻底堕落到乞灵于自己原先反对的孔圣人，来用以对抗无产阶级的革命进程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五四以前的资产阶级“新学”时曾深刻地指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这就是对严复及其《天演论》的历史结论。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孔学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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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反儒尊法到尊孔读经
    试论章太炎思想的演变过程
    沈
    濮
    近代中国是一个阶级大变动的时代。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国资产阶级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资产阶级在几百年间方始完成的从兴起到衰落的历程。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代表，他的从尊法反儒转向尊孔读经的一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从进步转向倒退的一个缩影。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一九三六年），原名炳麟，浙江余杭人，太炎是他参加革命后所起的号。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西子湖畔的沽经精舍跟着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学习封建旧文化。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在这时发展成为一场颇有声势的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先后担任了《时务报》、《昌言报》等刊物的主笔或编辑，执笔撰文，为维新变法大喊大叫。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要分为左、中、右。维新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就在这个《时务报》馆中，维新志士们展开了一场究竟是尊孔还是反孔的激烈争论。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地主买办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要求维新，但不敢同封建顽固势力彻底决裂；他们渴望变法，但又害怕人民越出他们所指定的轨道。这种既想吃粥又怕烫的心理，决定着他们选择了“托古改制”的道路。康有为一伙打着孔子旗号，鼓吹建立孔教，力图利用孔子的权威去抵制封建顾固势力，“秩序井然”地自上而下实行变革。正如康有为自己所供认的：“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章太炎与康有为一伙不同。他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和清王朝以及封建顽固势力的联系也比较少。他早在诂经精舍读书的时候，就已“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蓟汉微言》)甲午战争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从中寻求“学理”。因此，他不同意神化孔子，不赞成建立孔教，直言不讳地把这些做法斥为“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与谭献书》)。
    在《时务报》馆内部发生的这场争论，看起来是学术上的两种学派之争，实质上是反映了政治上不同观点的冲突。它预示着日后将有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论争风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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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康有为的徒子徒孙们对章太炎非常不满，扬言要痛揍章太炎，用武力来惩罚这匹害群之马。他们口头不行，想动拳头，这正说明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无能和虚妄。章太炎无法和这群康圣人的门徒开展正常的辩论，只得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章太炎在离开《时务报》馆后，接受了一场更大的风浪考验。一
    八九八年，洋务派头目、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了《劝学篇》这篇封建纲领，鼓吹孔子的三纲五常是“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当时，章太炎恰正接受了张之洞的邀请，来武昌筹备办《楚学报》。张之洞问章太炎：读了这本书有什么感想？章太炎说：忠，首先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逍”，然后才谈得到“憔悴事君”。既然清王朝二百多年来，
    一贯“视民如雄兔”，那末，要人民讲忠爱，那就只有等到“革命以后”！(《艾如张董逃歌序》)张之洞一伙听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议论，气得儿乎连辫子都要翘起来了。他派人把章太炎捆起来毒打了一顿，扣留了他的行李，把他只身赶出了武昌。
    年青的章太炎，就是这样地以反孔斗士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政治道路的。由于当时他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藕断丝连，思想上的反孔也还是很不彻底的。他虽然陆续写了《商鞅》、《尊荀》等一系列尊法反儒的文章，充分肯定了商鞅变法和荀子的“法后王”，但却没有敢公开批判孔子。相反地，他倒提议“官天下则帝孔氏”(《客帝》)，要清朝皇帝退位去作一名地方官，而以孔子为名义上的皇帝，以便放手让全国各地实行维新变法。
    人们的思想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十九世纪未，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遭到镇压，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真面目。在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内部加速了分化的过程。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继续顽固地坚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广大中下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则纷纷走上了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革命道路。章太炎也正是在这时彻底与改良派决裂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痛感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免于陷入沦亡的局面，不然的话，中国将会因此而永远沦为“欧美之陪隶”(《客帝匡谬》)。一次，章太炎去看望他的老师俞樾。这个“湛深经学”的经学大师搬出了孔子的礼教，大骂章太炎为革命奔走是“不孝”、“不忠”，说什么“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尽管一直很尊重他的老师，但在走什么政治道路上却决不搞什么妥协，他写下了《谢本师》一文，宣布从此断绝和俞樾的师生关系，表明了他坚决背叛封建阶级的革命决心。阶级斗争教育了章太炎，使他认识到“官天下则帝孔氏”的主张，实质上是“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扈书》批改本手稿)。这就是说，如果放弃革命而崇奉孔子，就是作了为统治者摆人肉筵席的帮凶。他对自己作了公开的自我批判，指出尊奉孔子是“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客帝匡谬》)。
    这是章太炎反儒尊法思想的一大飞跃。他通过现实的政治斗争生活，终于认识到要革命，就得旗帜鲜明地批判孔子和儒家学说。一九○二年，他修订了一九○○年初版发行的论文集《恒书》，增加了《订孔》、《学变》等一系列文章，对孔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引了一个日本学者的话指出：孔子实是中国的“祸本”，中国二千年来“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章太炎指出，孔子其实没有多少学问，《论语》也未见得高明，孔子至多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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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些文献整理工作。他还痛斥董仲舒神化孔子为教皇，“使学者人人碎义难逃，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章太炎很称赞王充敢于怀疑和批判孔子，认为汉代得到王充一人，就“足以振耻”。一九○三年，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政府“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完全是为了用以维护清朝反动统治和愚弄人民，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斥责了尊孔的反动性。
    章太炎的反儒尊法言论，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精神，吓坏了那些新、老尊孔论者。他们气急败坏地声称要将《扈书》焚毁，叫嚣要使之永绝于天地之间。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书店被吓得不敢出售《恒书》。清朝政府嫌禁书还不足以解恨，一手制造了《苏报》案，勾结帝国主义把章太炎抓进了租界的监狱。但是，这只能是心劳日拙，革命思想的传播又岂是牢房和囚笼所能阻遏得了的呢？
    二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愈向纵深发展，尊儒反法和反儒尊法两种思潮的斗争也就愈加激烈、愈加深刻，
    一九○六年三月，清朝政府发布上谕，定“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明令以儒家“正学”对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经学被定为全国学堂的必修科目，学生每天都得唱歌礼赞孔子，如逢孔子诞日，必须致祭作乐。资产阶级改良派随着政治上的日益反动，也在一旁敲边鼓，卖力地鼓吹“尊孔”。康有为陆续写了《孟子微》、《论语注》、《中庸注》等书，将儒教的封建理论与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加以粘合，号称是“构成一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实质上是让孔老二借尸还魂，替古老的封建僵尸穿上时髦的资产阶级新装。一九○六年六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到日本，在东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此期间，他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一步作了严厉的批判。当时，康有为把孔子说成一个为百世制法的维新派首领，梁启超吹嘘孔子是一个“最恶贵族政治”和“摧灭贵族政治”之功“最伟”的伟人。章太炎则对他们的论调一一作了驳斥。他指出，孔子生在“贵族用事时代”，根本“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孔子所向往的，只不过是如何成为“帝师王佐”，削尖脑袋去挤进贵族的行列(《演说录》)。至于《春秋》，无非是一本最早的编年史，论其观点，“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根本不是什么垂之百世的宪章。事实上，汉代以来，官号，郡县、刑罚制度，都“本之秦氏”，要说为后世制法者，应当说是李斯，而“非孔子甚明”。(《原经》)
    章太炎还用许多生动的事实，揭露了孔子“湛心荣利”、“哗众取宠”、“诈伪”、“忌刻”的丑恶面目。他引王充《论衡》的记载指出，少正卯在鲁国讲学时，孔门学生都到他那儿去听讲，孔子做了鲁国司寇后便立即把少正卯杀掉。孔子甚至还想暗杀了解他底细的老师老聃，吓得老聃赶忙远逃，可见其心术的险恶。章太炎还引了战国时代奴隶起义领袖跖评论孔子的一段名言：“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认为这段话刻画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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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真面目。章太炎还以鲜明的革命态度批判了孔子的“中庸”哲学，指出所谓中肃，就是“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的政治投机术。他尖锐地指出，孔子本人就是一个“便辞利口，覆邦乱家”的政治骗子，而“今日所谓名臣大儒”，也都是“以富贵利禄为心”，“热中趋利”的政治投机分子。(《诸子学略说》)
    近代中国这场究竞是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的思想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舆论推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议论的是古人，为的却是现实。既然孔子这个千百年来统治着人们思想的庞然大物可以打倒，那么，清朝皇帝这个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统治者又为什么不可以推翻呢？这就是当时章太炎同尊儒反法思潮斗争的现实政治意义。
    三
    辛亥革命雅翻了清朝，但这场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军阀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建立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这个大军阀头子为了在中国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抬出孔子这个复辟的祖师作敲门砖，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尊儒反法的逆流。在这股复辟的逆流中，举大旗的是原资产阶级改良派头子康有为。他如丧考妣地大骂辛亥革命使“数千年文明之中华，一旦沦胥至于无教之国”(《孔教会序》)，诋毁秦始皇“以六经为无用，而焚书坑儒”（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借以诅咒革命。有趣的是外国帝国主义也在这时卖力地吹捧起孔子来了。复辟派到处建立孔教会，帝国主义分子则为孔教会摇旗呐喊，说儒家学说是中国的国宝，鼓吹中国人民应当继续顶礼膜拜。
    章太炎在思想界出现的这场复辟逆流面前没有动摇和退缩。一九一三年秋，他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北京痛斥袁世凯。袁世凯碍于舆论，杀又不是，放又不是，就软禁了他，派宪兵对他严密监视，不准他外出，不准他议论时政。就在这年冬天，章太炎在住宅中开办国学会，讲授史学、文学、文字学和诸子学。他陆续写了《驳建立孔教议》、《秦献记》、《秦政记》等文章，有力地驳斥了复辟派建立孔教和诬蔑秦始皇的种种谬论。
    章太炎不顾敌人的囚禁和威吓，痛斥提倡孔教会者为“怪安”。他指出，汉武帝、董仲舒神化孔子，独尊儒术，结果是败坏了汉朝政治，“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驳建立孔教议》)。在国学会讲课中，他再次强调指出：“大抵孔子乃春秋时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金毓绂：《国学会听讲日记》）他还在国学会门口贴了一张通告，声明国学会与孔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表示了对孔教会极大的蔑视。他在《秦献记》和《秦政记》这两篇反儒尊法的史论中，与康有为等复辟派针锋相对，热情洋溢地肯定了商鞅、韩非、秦始皇、李斯等法家的进步性和秦始皇的中央集权政策，批判了汉朝以来实行分封、任用亲贵、结党营私等种种倒行逆施。他强调秦始皇是一个有抱负，有原则的杰出政治家，完全不是仅仅依靠严刑峻法来维护其统治的暴君。他还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指出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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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不仅如此，他还辛辣地嘲讽了袁世凯带头演出的祭天，祭孔丑剧。章太炎指出，古代统治者用祭天、祭孔一类办法显示自己秉承天命的威严，欺骗和压迫“群黎百姓”；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再想骗人，办不到了。这样做，只不过“徒可自欺”而已。(《隆礼杀论》)
    事实证明，辛亥革命后环绕着要不要建立孔教与如何评价秦始皇这两个问题而展开的这场儒法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章太炎同当时思想界出现的这股尊儒反法逆流的斗争，直接配合着当时正在高涨中的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政治搏斗，在一定程度上替倒袁运动进行了舆论准备。袁世凯在当时虽然是个庞然大物，气势汹汹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垮台了。后来张勋搞复辟，也只有十二天，就作鸟兽散。复辟梦，总是做不长的。
    四
    章太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他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孔子和儒法斗争作出阶级分析。他在批判孔子时，常常不加分析地片面推崇孔子在编写历史、整理文献、从事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他不懂得，孔子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这
    一根本目的。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资产阶级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联合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五
    四运动一声春雷，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发
    习与批判
    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们虽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充当革命的同盟者，但历史的进程注定了这个阶级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章太炎作为这个软弱的阶级的一个政治代表，在这时也就丧失了当年的革命锐气，陷入彷徨、苦闷的境地。他逐渐脱离了革命的实践，退回到宁静的书斋中去向故纸堆讨生活。他的晚年，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溉离民众，渐入颓唐”，“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在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位在青年时曾经痛骂光绪皇帝是“载活小丑”的叛逆者，现在却说什么：“民国但有长属，不称君臣，然上下之序一也。作乱犯上可为乎？”(《菿汉昌言》)在儒法问题上，他背叛了自己过去的革命立场，参加了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掀起的以“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复古主义逆流。他跟着反动派一起鼓吹“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教国之道，舍读经而末由”，完全背叛了他光荣的战斗历史，投向先前的敌人营垒中去了。(《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但是，章太炎毕竟是章太炎，他直到去世也还是一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对蒋介石为头子的买办阶级的卖国政策，是至死都表示反对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慨地指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说：“有此总司令，有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与孙思防论时事书》)他强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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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指出：“怯于御敌而勇于内争，此正今日大忌。”(《答张季鸾问政书》)这时的章太炎，对法家仍然是推崇的，但其内容已和革命时期的尊法有实质上的不同。过去他推崇法家是为了鼓吹变革，这时他推崇法家是为了希望能兼用“民治与独裁”两种方法治理国家。他说：“处承平之世，独裁如商君、武侯，民治如今远西诸国可也。若夫奸人成朋，贵族凌逼，上以侵其主，下以贼其民庶，非有老子、韩非之术者，固无以应之。”(《老子政治思想概论序》)他想借助于法家，向大资产阶级争“民治”，对革命人民讲“独裁”，继续走他过去走过的那条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然而，时代不同了，结果也不一样。革命实践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这条道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能是一条死胡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光明前途。难想走回头路，就必然要沦为时代的落伍者。先前，敌人的拷打，囚笼、咒骂、围攻，都没有能迫使他放弃反儒尊法的立场。然而最后却由于不能适应历史潮流的前进，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竞“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在晚年自己否定了自己，导致了
    十六乙
    自己在政治上的毁灭。
    章太炎从尊法反儒走向尊孔读经，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只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改造才能有出路这样一个真理。其实，中国资产阶级当它还处于革命时期的时候，它在思想战线上所进行的斗争也是很脆弱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章太炎也好，别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好，都不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这个任务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世界观，它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并在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就是它同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不同的地方。
    章太炎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我们从他的身上，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去和现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一个革命者，如果不能做到在革命的征途中不断地严格解剖别人而又严格地解剖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未，尽管他在历史上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最后却难免会用自己的手毁灭了自已，沦为时代的落伍者。章太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后人引以为鉴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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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孔与卖国之间
    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
    秋
    雨
    五四以后，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和反动的买办文人胡适曾有过这么一次耐人寻味的斗争一
    胡适当时开列了洋洋洒洒的书目，劝“少年朋友们”钻到孔孟之道里去。鲁迅坚决反对，明确告诉青年学生，胡适一伙开列的书目，“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竞不一看”。
    于是就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曾有一个自称天天遵照“胡适之先生”的书目在办事的人，写了一封信给鲁迅，说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就是卖国。
    孔孟之道是“国粹”，丢弃“国粹”就是卖国。这在他们看来，理由倒是颇为充分的。然而，究竟是谁才真正配戴“卖国”这顶帽子呢？鲁迅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提醒这帮胡适的信奉者们考虑一下这样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事实：“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他们从来不丢弃孔孟之道，相反，“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象元朝和清朝一样”。这是为什么？侵略者的尊孔，不是反倒透露了尊孔与卖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吗？
    胡适的信徒们自然不服气，继续抱着“不尊孔即卖国”的理论来吵闹。但正在这时，“五州”爱国运动爆发了。胡适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赤裸裸地叫嚷青年学生不要参加爱国运动，甚至连“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不必喊。去干啥呢？答日，到“孔家店”后院的故纸堆里去“求学”。这是一次自我暴露，使人们开始感到：尊孔与卖国之间的距离，倒确实是比较近的。
    八年之后，事情就更清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妄图鲸吞我国的时候，胡适竟跑出来献给侵略者一条锦囊妙计：“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用孔孟之道中的“精华”—“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到此，尊孔与卖国已完全溶为一体。八年前那种“不尊孔即卖国”的论调成了一个笑柄。那场争论也总算结束了。因为胡适的话是专门讲给日本人听的，因此，鲁迅特地用日文写了一篇讨孔檄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寄给日本的杂志发表，批驳了胡适的阑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妄想，为这场延续多年的斗争，作了一个马列主义的总结。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件怪事：尊孔，颠来倒去讲的是“国家的道德”，“民族的精神”、“吾邦的传统”、“祖先的遗教”，和“卖国”二字不是正相反么？怎么会联在一起呢？
    看似相隔万里，实则近在咫尺。世界上这样的“怪事”多得很。你看，高唱“博爱”和屠杀人民，这该是南辕北辙的吧？但在帝国主义手上却统一起来了。“最最革命”的动听报告和反对革命的实际行动，这该是相反的两极吧？但在政治骗子那里却完全可以一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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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任焉。任何反动的理论、学派为了欺骗人民，总不敢一下子把自己的本质、意图和功用抖出来，总要披那么一两件五光十色的外衣，从而使一些善良的人们上当，以为它们和那些凶相毕露的叫嚣、不加遮盖的丑行有很大距离。但是，阶级斗争的激流终究要冲刷掉各种伪装假象，让那些本质相类的事物聚合在一起。孔孟之道与卖国丑剧的“最后会合”，也正是这样。
    尊孔可以卖国，这个道理，胡适也是在长期的反革命生涯中才慢慢懂得的。早在美国留学时期，他就下定决心要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他选中的思想武器是实用主义。直到
    五四运动期间，他虽然很崇敬地把孔子称之为“气象阔大的人物”，但觉得要充当这个“嫁娘”，这位“孔老先生”是不及“杜威先生”的。到了五四以后，他逐渐看到，“杜威先生”的那套东西在中国似乎不太有人听，更抵挡不了马列主义的迅速传播。因此，他又急忙去叩“孔家店”的门，贩卖起“国故”来了。一边贩卖，一边研究，他终于“重新认识”了孔孟之道。
    胡适究竟看中了它什么，他自己不便、也不敢讲明。鲁迅毫不客气地把它点穿了。鲁迅指出，根据孔孟的“中庸之道”，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卖国结论：“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不让进，焉有“诚”？他们进来后烧杀掳掠怎么办？根据孔子“仁”的学说，不必气忿，更不必反抗，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自毙”去吧。很显然，孔子两千年前用来扑灭奴隶起义烈火的工具，在两千年后的卖国贼们看来，仍可用来扑灭人民的反帝怒火。这无疑是一种精神鸦片，企图使人民听任侵略者宰割而毫无怨言。
    孔孟之道在卖国上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可以教给入侵者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办法，使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用鲁迅的话来说，即为外来的“权势者”们提供“治民众”的良方。例如，孔孟之道里包含着一条被历代反动统治者赏识的反革命专政的经验：“王道”和“蠲道”的交替使用，或者说在“王道”的幌子下实行“霸道”。这个货色，本来是孔子为垂死的奴隶制社会注射的强心针，后来曾被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反动统治者“借用”过。他们能“借用”，外来的帝国主义强盗当然也要夺过去用一用。以中国“传统”的统治方法来“以华制华”，自然最省力。因此，帝国主义很早就看中了孔子的这些“治民良方”，当胡适还故作神秘地献出去的时候，就象鲁迅预见的那样，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觊觎我国的强盗们早已不约而同地在尊孔了！
    总而言之，孔孟之道对侵略者有利，对卖国贼有利。尊孔，对内可以加强反动统治，对外可以招引侵略者；所以，每当孔夫子交上好运，大做其“摩登圣人”之时，总是国内外“权势者”用他作“敲门砖”大敲他们的“幸福之门”，妄图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之日。
    这是鲁迅总结的一条历史经验，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不只是可以理解胡适一个人，而且对于历来的卖国贼与侵略者捧着孔孟之道所唱的一出出“双簧戏”，也容易看得懂了。为什么袁世凯在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前半年，要命令全国恢复祀孔典礼？为什么汉奸汪精卫说自己卖国是体现了“儒教的真精神”？为什么刚踏上岸的海盗也要报名参加中国的“孔教会”？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把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精髓”归结为“恢复孔子之教”？都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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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苏修和它的“超级间谍”林彪，也一脉相承地演了这样一出里应外合的“双簧戏”。林彪在国内忽然间“武戏文唱”，大谈起孔子、孟子来，苏修在那里心照不宣，也开动宣传机器，把孔孟之道着实吹捧了一番。在他们手中，孔子还是那个孔子，但装束有了变化：已不是胡适给他穿过的杜威式的美国西装，也不是汪精卫给他穿过的杀气腾腾的“皇军制服”，而是换了一套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打扮。在他的“谈吐”中，也增加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攻击“再教育”的话头。“双簧戏”的基本内容没有变：一方要入侵，一方要卖国。这种代代相传的反革命“老谱”，不禁使人想起四十几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吹捧孔子的一句话：“贯古今，通内外”。在“通内外”这一点上，孔孟之道真可谓“贯古今”了。
    林彪、苏修把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是以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为前提的。这倒是为千百年来反动阶级的尊孔丑史写下了“新的一页”。他们这种叛卖行为有一种特殊价值，即从反面揭示了一个真理：在我们的时代，只有马列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代表和捍卫人民的、民族的利益，只有象鲁迅这样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卖国也好，侵略也好，无非是想更残酷地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孔孟之道之所以能成为卖国和侵略的工具，也首先因为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所以，我们批判林彪、苏修这些卖国贼和侵略者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真理批判并战胜反动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一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儿十年前鲁迅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批判胡适尊孔、卖国等勾当的战斗业绩，就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从尊孔到卖国是一条近路，但又毕竟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胡适和杜威、汪精卫和日本军阀都没有能把那出里应外合的戏唱完，就灭亡在人民的唾沫中了，林彪和苏修岂能两样？他们的戏也唱砸了。不是吗，林彪祷念着“不成功便成仁”去投奔苏修，终于没有“成功”，在半路上成就了孔子的“仁”。
    这是必然的。试想，两千年前的奴隶反抗，孔夫子亲自坐着木轮车到处奔走呼号都没有能“治”得了，两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孔孟之道变幻了许多戏法也都没有能“治”得了；那么，面对着今天千百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面对着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的革命洪流，国内外反动派靠着这么一个破烂不堪的孔孟之道，哪能“治”得了？哪能不自取灭亡？
    正如鲁迅深刻指出的，卖国贼、侵略者和一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他们结局只能如此，这确实是“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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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济问题究
    解决矛盾要靠正确的路线
    巩学庆
    读了部分财政专管员座谈会记录*，很受启发。这个座谈会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怎样看待和如何正确解决，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上所发生的矛盾问题。
    从座谈会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供氧与用氧的问题，吴淞化工厂与上钢一厂之间、上钢一厂内部部门与部门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出现了种种矛盾。他们在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开始，想采用订合同和罚款的办法，来解决两个厂之间供氧与用氧的矛盾；采取用大锁把闸门锁起来的办法，来解决转炉、平炉、高炉几个车间之间在用氧问题上发生的开闸与关闸的矛盾。但是，上钢一厂采取这种就事论事的办法，不仅旧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倒反而又产生了上锁与砸锁的新矛盾。
    为什么矛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了呢？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依靠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去解决矛盾。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生产技术上对一些具体事情处理不当，是物与物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可以看到隐藏在这些矛盾后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既有如何完善生产关系的问题，又有一个上层建筑革命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正由于相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着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又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生产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矛盾，都决不单纯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同生产关系某些不完善的环节，
    本这个座谈会记录，见本期第40页。财政专管员，是财政机关联系企业的工作人员，任务是支持企业发腰生产，组织财政收人，监督企业执行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和纪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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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层建筑中存在的某些缺陷相联系着的。吴淞化工厂和上钢一厂之间、上钢一厂几个车间之间出现的矛盾，就是受到本位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这些矛盾的存在，又是与领导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相联系的。因此，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执行什么样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解决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中的问题，一定要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要靠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如果我们不抓上层建筑的革命，偏离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而是就生产论生产，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地解决矛盾，那么，不仅矛盾不能解决，而且会使矛盾越来越发展，弄得不好还有可能会滑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吴淞化工厂与上钢一厂之间、上钢一厂的几个车间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没有用正确路线去处理以前，就损害了工人之间的团结，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而当他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调整了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开展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抓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各个车间之间，共产主义的“龙江风格”大大发扬，在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中，人人争做江水英，不当李志田，呈现出一派团结互助的新气象。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进一步完善了，就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氧气的利用率一下子从百分之七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二以上，等于增加了一台“3350”制氧机的生产能力。这个事实生动地说明了，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工人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企业与企业，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一定会进一步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挖掘出更多的生产潜力。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就要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要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抓上层建筑的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力中包括了最活跃、最革命的人的因素。群众在不断革命中不断前进，于是又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情况，于是又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求得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不是抓一次两次就能解决的，而是要不断抓，不断革命。
    完善相互关系，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决不仅仅是经济工作部门的事，而是上层建筑各个部门都要共同关心的大事情。两个财政专管员改变了过去单纯进行财政监督的作风，乐于做“份外事”，积极向工厂领导反映生产中的问题，和工厂干部一起跟班劳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充当了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派，终于解决了长时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他们做得好。我们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要发扬两个财政专管员这种革命精神，积极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然已经建立起来，它必然要求上层建筑适应自己的需要。上层建筑的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我们上层建筑各个部门都应该顺应这个历史的要求，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深入开展斗，批、改，努力争当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促进派。
    39·

==========第41页==========
    做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促进派
    上海部分财政专管员座谈会
    编者按：这个座谈会记录，以生动的事实提出了一个上层建筑怎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问题，搞经济理论研究的或在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都值得一读。
    许元冲：
    车间的有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着本位主义，
    我是联系吴淞化工厂的。根据近年来
    管理上互相脱节所造成的。以上钢一厂来
    的工作体会，我们财政专管员，对厂里有
    说，全厂的氧气调度权是交给三转炉车间
    的干部讲排场、摆阔气、假公济私等违反
    管理的。这个车间为了自己用氧气方便，
    财政纪律的行为，加以监督，及时纠正不
    经常关闭通往兄弟车间的氧气闸门，因而
    正之风，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更应
    车间之间经常发生“开闸”和“关闸”之争。
    该记住毛主席关于“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
    以吴松化工厂来说，该厂七车间的氧压工
    的教导，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生产上，揭
    作也有问题。这个车间有时能按照上钢一
    露和帮助克服生产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浪
    厂生产变化情况，尽量做到氧气送足送好：
    费，为增产节约出力。
    有时却开“太平车”，碰到上钢一厂生产上
    吴淞化工厂七车间现有二台“3350”制
    有波动时就停关氧压机，造成许多氧气放
    氧机和一台“6000”制氧机，每小时生产氧
    空。这些情况，反映了有关同志还没有按
    气一万四千立方米，是专门供给上钢一厂
    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他们之间的相互关
    炼钢用的。上钢一厂的转炉、高炉、平炉全
    系，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方
    部开足，每小时需要氧气一万五千立方米。
    面、上层建筑的不完善方面。这次调查引
    按理，吴淞化工厂生产出来的氧气完全可
    起了两个厂党委的重视，进一步抓了思想
    以“吃尽用光”。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今年
    和政治路线教育，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调整
    四月份以前，氧气利用率只到百分之七十
    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上钢一厂党委将氧气
    五，还有百分之二十五氧气放跑了，每月放
    调度集中管理，吴淞化工厂党委也改进了
    空氧气有二百万立方米。这是一个很大的
    送氧工作。这样一来，六月份氧气利用率
    浪费。我们财政工作人员难道可以不闻不从原来的百分之七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问吗？我和联系上钢一厂的财政专管员一
    二以上。六月份比四月份节约了氧气一百
    起，交流了两个厂的情况，并向两个厂领导
    九十万立方米，相等于一台“3350”制氧
    上反映。后来，两个厂组成了调查组，我
    机的生产能力。这件事使我认识到，财政
    们一起参加，跟班劳动，深入调查。经过调
    工作者在为生产服务方面是大有文章可
    查后发现，氧气大量放空是两个厂和有关
    做的。
    ·40·

==========第42页==========
    胡逸民：
    空，供氧厂只负责百分之五，其余全部归用
    我是联系上钢一厂的财政专管员，刚
    氧厂负责。这些规定，对于提高氧气利用
    才老许已经谈了，我再作些补充。
    率起不到多大作用。事实上，最根本的问
    大量氧气放空，造成很大浪费。放空
    题还在于供氧和用氧双方是不是发杨全局
    的氧气如按每立方米一角五分计算，一年
    观，点，加强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各车间之
    放空的氧气价值三百多万元。氧气大量放
    间的社会主义协作。五月初，上钢一厂党委
    空的原因何在？主要是供氧和用氧双方联
    负责同志亲自到吴淞化工厂访问，使两个
    系不够。有时上钢一厂设备发生了故障，
    厂的协作有了加强。上钢一厂三转炉车间
    用氧量突然减少，不告诉吴淞化工厂。而
    的同志发扬了“龙江”风格，把氧气闸门交
    吴淞化工厂只看到氧气压力上升了，就将
    了出来，厂里成立了氧气调度站，实行统一
    氧压机停关一台，让氧气放空一部分，也
    调度。吴淞化工厂氧压车间工人发扬为革
    不告诉上钢一厂。等到上钢一厂生产恢复
    命开车精神，不开“太平车”，六月份四台氧
    正常，氧气使用量增多，氧压下降后，上
    压机开动台数平均达到三点五六台，氧气
    钢一「厂为了保证三转炉用氧，就把通往其
    利用率比四月份提高约百分之十九点四。
    他车间的氧气闸门关闭，使氧气压力仍稳
    这件事使我们体会到，社会主义生产
    定在十七八公斤水平。这样就造成吴淞化
    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工厂氧气大量放空，上钢一厂其他炼钢炉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中供，
    却用不到氧气的情况。
    产、销之间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上
    在上钢一厂内部也存在全局观念和本
    层建筑各部门都有一个不断地相造应的问
    位主义的矛盾。过去，全厂只有三转护用
    题。我们财政部门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
    氧，所以氧气调度一直归三转护负责。现
    分，必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巩固和发展
    在共他车间都要用氧了，而老的管理办法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没有改变，因此，新的矛盾就产生了。三转
    今年，上海全市钢产量比去年增长幅
    炉有些同志只看到本车间的需要，当氧气
    度很大，除了氧气以外，钢铁料的供应也比
    压力降低了，就把闸门关闭。氧气上升了，
    较紧张。治金局党委在年初就向企业提出
    又不及时开闸。这也是造成氧气放空的原
    要求，要在不增加或少增加钢铁料的前提
    因之一。过去，厂里不是从加强思想政治
    下，增产二十万吨钢。为了实现这个要求，
    路线教育着手解决问题，为了解决“开闸”、
    我们财政专管员应该努力帮助企业降低钢
    “关闸”的矛盾，索性把闸门锁上，结果，你
    铁料的消耗。
    上锁，我砸锁，氧气管道仍然不能畅通。
    为了弄清节约钢铁料的潜力所在，我
    过去，为了解决氧气放空的问题，两个
    们对治金局所属十个主要炼钢车间一九七
    厂先后订过两次协议，从制度上规定氧气二年的钢铁料消耗水平作了比较，发现各放空的经济责任。如第一次协议规定，低
    车间之间先进和落后的差距很大。为什么
    压放空的氧气，全部归供氧厂负责。这样，
    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呢？我们又到上钢三厂
    使用厂应该用氧而没有用，也要供氧厂担
    第二转炉车间去调查研究。这个车间一九
    负损失，不合理。第二次协议改成：氧气放
    七二年的钢铁料单耗是一千一百八十一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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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斤，比同类型的上钢一厂三转炉车间
    节约焦炭一万多吨，降低成本四十多万元。
    高出四十六点二七公斤。我们通过跟班劳
    第二次是焦炭节约代用。吴淞化工厂
    动，从化铁、炼钢、浇铸等各个生产环节，
    烧石灰用焦炭作燃料，成本高。煤的价格
    找出了消耗高的主要原因是浇余钢水多。
    比焦炭便宜，能不能以煤代焦呢？我们便
    同样浇一炉钢，有的浇钢老师傅在浇钢时
    同工人一起去建工局石灰厂学习以煤代焦
    把钢水量了又量，算了又算，余钢只有一、
    的经验，结果节约焦炭二万六千多吨，降
    二百公斤。有的不大注意测量钢水，余钢
    低成本一百五十多万元。
    高达一、二千公斤，相差十倍之多。这件
    第三次是焦炭综合利用。吴淞化工厂
    事使我们认识到，要降低消耗，就要提高
    每年有七千吨焦炭碎屑作废料处理，浪数
    有关人员对节约钢铁料重要意义的认识。
    很大。这些焦炭碎屑能不能再利用呢？我
    我们就协助车间宣传增产和节约的辩证关
    们同工人同志一起试验，将焦炭屑做成“焦
    系，宣传为国家节约一斤铁的好人好事，还
    屑球”，用作炼电石的燃料。结果，一年又节
    帮助车间建立和健全了一些必要的管理制
    约焦炭七千二百吨，降低成本四十五万元。
    度。这样，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
    第四次是降低焦炭的运输费用。原来
    家理财的积极性，原材料消耗逐步降低。
    厂里运焦炭是用汽车运，现在尽量采取水
    上半年钢铁料单耗比去年下降十八点一一
    运，每年降低成本十万元。
    公斤，共节约钢铁料六千多吨。产量和质
    吴松化工厂三年多来，生产年年上升，
    量都比去年有较大提高。
    成本年年下降，积累年年增加。这是广大工人群众创造的。其中，财政工作挂钩搭
    许元冲：
    桥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也是上层建筑为经
    我认为财政工作的作用，不仅是把工
    济基础服务的一个方面。
    人群众已经创造出来的积累及时集中到国家手中，更重要的是要积极促进工厂发展
    吴煜廷：
    生产，开辟财源，增加积累。前一时期，我
    我们是联系印染行业的财政专管员，
    们先后四次促进吴淞化工厂降低焦炭的消
    在去年，曾抓过节约烧碱工作，但当时有两
    耗，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有。
    种思想，一是认为每公斤碱只值三角八分，
    第一次是焦炭合理使用。煤炭公司供
    在成本中所占比重很小，不值得抓；二是认
    应吴淞化工厂的是大块焦，而生产上只要
    为“碱糊涂”，搞不清，没有信心抓。今年，
    用小的，须经过破碎才能使用。而上钢三
    按全年生产计划的要求，缺少二千多吨固
    厂需要的是大块焦，筛下来的小焦只能作
    体烧碱，这使我们认识到，抓好节约用碱可
    低价处理。这样，双方的浪费都很大。上
    以减少供需矛盾。一九七二年，每千米布
    钢三厂不知道吴淞化工厂需要小焦，吴淞
    用碱为十三点九公斤，如果节约百分之十，
    化工厂也不知道上钢三厂有小焦。我们财
    就可以多出烧碱一千二百八十五吨，够全
    政专管员有联系面广的特点，遇到这种情
    行业用一个月。因此，节约用碱占成本的
    况就应该替他们挂钩搭桥，促进两个厂大
    比重虽小，但对增产的作用很大。
    焦换小焦。我们这样做了，两个厂两年可
    我们同公司的印染成本调研组一起，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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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三印柒厂逐道工序进行调查，摸清了
    指示，迅速采取了措施。目前本市橡子淀
    供，管、用各个环节的情况，发现全厂管子、
    粉的月产量已增加到三百五十吨。随着产
    阀门严重渗漏，一个月就浪费固碱二十二
    量的增加和部分综合剂用，橡子淀粉的价
    吨。厂党委听了汇报后，立即决定漂炼车
    格也逐步有所下降。
    间成立三结合节约用碱小组，广泛发动群
    加工能力提高以后，橡子仁原料不足
    众，日夜奋战，全面堵漏，循环回用，改草工
    的矛盾突出了。到明年，估计需要橡子仁
    艺，合理用碱。这样，使烧碱单耗从每千米
    原料近万吨。橡子是野生植物，资源很丰
    十八公斤降低到八公斤左右，一年可节约
    富，但要认真组织收购和采集。我们看到橡
    固体烧碱四百多吨，降低成本十五万元。
    子淀粉代粮浆纱的好处，就到处宣传，并且
    第三印染厂总结了经验，公司召开现场会，
    配合棉纺工业公司、市土产杂品公司的同
    在行业内引起了连锁反应，推动了全行业
    志，编写有关橡子的科技电影和幻灯片的
    节约用碱工作的开展。
    剧本，以提高产地农民对橡子经济价值的认识。财政工作人员搞这件事，当然是外行。
    韩忠琛：
    但为了“广积粮”，我们觉得是应该做的。
    我们是联系棉纺织工业的。上海棉纺织工业中有二十三个厂生产棉布，去年上
    钱力行：
    半年止，在浆纱过程中全部用代用品不用
    我是钟表工业的专管员。我觉得，我
    粮食浆纱的只有七个厂，部分用粮食的有
    们既是财政专管员，又应该是联络员、宣传
    十四个厂，还有两个厂是全部用粮食浆纱。
    员和服务员。
    整个行业用粮食作浆料的约占百分之四
    上海手表厂每年有儿万套次品零件，
    十，一年耗用粮食达五百余万斤。如果全
    过去有的是卖给外地，有的就报废了。这种
    部推广代用品，不是可以节约很多粮食，更
    次品零件，主要是在磨擦中有一些刮痕，并
    好地落实“广积粮”的指示吗？这件事看起
    不影响使用价值。但是要将这种次品零件
    来好象同收钱没有直接关系，但事关国家
    装配成手表，需要有一定技术水平的老师
    利益，我们财政工作人员就有责任去促进。
    傅来担任，而且很花时间。手表厂的生产任
    在用作代替粮食的代用品中，有的厂
    务很紧，厂里没法分配老师傅去干这个工
    主要用橡子淀粉。当时，一部分厂还不敢
    作。我利用财政工作联系面广的特点，了
    采用橡子淀粉浆纱，除了怕增加成本以外，
    解到前进农场有十几个懂得手表装配技术
    主要是担心觉源不落实，影响生产。要保
    的同志，作了一点联络挂钩工作，宣传修旧
    证橡子淀粉的货源，必领从两方面着手：一
    利废的作用。现在，该场已正式承接这种
    方面提高橡子淀粉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
    次品零件的装配任务，每年可生产三万只
    扩大收购橡子仁原料。
    廉价的海鸥牌手表。既减少了手表厂的损
    本市加工橡子淀粉共有一个厂和二个
    失，又使农场增加了收入，市场上也增加了
    附属车间，每月只能加工淀粉一百五十吨，
    一些手表的供应。经过宣传、联络、服务，
    不能满足棉纺织工业的需要。我们向有关
    促进了生产和流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增
    部门反映，他们也很重视落实“广积粮”的
    加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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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兵力打好歼灭战
    上海闵行“一二五”工程指挥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胜利推动下，参加建设闵行“一二五”工程的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决贯彻执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用十六个月的时间，扩建两台十二万五千庇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的大型电站工程（简称“一二
    五”工程)。第一台机组于一九七二年底投产，比原计划提前半年：第二台机组也于今年八月发电。工程质量完全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机组运行稳定正常。投资比原计划节省百分之九点八。这一工程收到了工期短、质量高、投资省、收益快的效果，创造了解放以来上海电力工业建设史上的新纪录。
    在“一二五”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是怎样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呢？
    人力、物力的集中首先来自思想的统一
    基本建设具有和工业生产不同的生产过程。它“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因此，能不能尽快地形成生产能力，把基本建设过程尽可能缩短，是基本建设战线广大职工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国家确定“一二五”工程是重点建设项目后，我们想到要高速度地拿下这项工程，一定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可是参加工程会战的设计、施工、制造、运输单位有二百七十多个，施工量达八万土方、三万混凝土方，需要制造、安装的设备达一万多台件，怎样迅速地把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呢？毛主席指出：“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领难”，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要集中人力、物力打歼灭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去统帅各项业务工作
    会战开始时，参加会战的施工队伍分散在百里远近的二百个工程项目上，摊摊很多，顾不过来，加上设备不配套，缺口很大，有人对高速度拿下这项工程，缺乏信心。他们说：“扩建一台机组，抓得快嘛一年半，文明施工'两年半”。这些困难，看上去只是设备、施工力量不足的物的矛盾，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人们的思想和相互关系上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集中力量，首先就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我们紧紧抓住批林整风这个纲，在广大干部和工人中进行路线教育。工人们用亲身的体会，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电力工业飞跃发展的历史和在电力工业建设中大量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事实，提高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觉性，特别是大家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认识到“一二五”工程早上去一天，一天的发电量就可以多炼四千五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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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吨钢，或灌溉三十万亩农田，看到自己正在建设的工程的重要作用，因而越讲热气越高，越批志气越大。他们豪迈地说：“时间就是电”，“愿流千身汗，当好先行官”。大家自觉地把参加工程的劳动，同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毛主席说：战前的政治动员“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我们抓了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在路线上分辨了是非，就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激发了革命的千劲。
    随着基建力量的集中，要求实现统一领导。由于参加会战的人员来自各方，各单位又承担着不同的基建任务，当工程一开始，就出现设计定方案，基建造电厂，电厂管发电各不相干的状况。同时，二千多施工人员要在半公里见方的施工现场摆开战场，为着“一块场地谁先用，一条道路谁先走”，都有争执，有时甚至要领导干部到现场去排解纠纷，指挥来往车辆。在一些同志头脑里的甲（电厂）乙（施工）丙（设计）承包、发包制度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阻碍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及时在领导核心中展开思想交锋，进一步从路线上分清是非，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基建中设计、施工和生产单位是有分工的，但分工不是分家。大家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团结，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实质，树立全局观念，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出“为革命不分甲乙丙”的口号。在市有关部门确定工程规模、投资和设计方案后，建立了由设计、施工，电厂等单位参加的工程指挥组，明确各阶段主攻方向，具体安排工程进度和施工方案，进行综合平衡。参加会战的各部门、各单位由党委成员到工地蹲点，建立现场领导小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统一调度，分工包干。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
    实行大交叉、大协作、三结合的群众路线方法
    集中力量是为了达到“全歼、速决”的目的，但是，力量集中起来了，既要避免一拥而上，更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脚，这就有一个用什么路线和方法去组织广大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搞基本建设是按部就班，慢腾腾地干，还是发动群众，创造条件上？两种不同的思想，就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机械地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图纸不齐不准建筑，设备不齐不准安装，材料不齐不准开工。这是只相信少数人的做法。另一种是，在统一领导下，基建的各工序之间，实行大交叉、大协作、三结合。这是依靠广大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广大工人群众通过批林整风，调动了积极性，不愿“等、喊、看”，迫切要求“争、闯、干”。在设计部门绘制施工图的时候，建筑工人主动去察看设计资料，做准备工作。打桩完成四分之
    一时，工人就见缝插针，开始挖土，土方挖了一块，立即浇混凝土。这样，前面打桩，中间挖土，后面浇混凝土，相互交叉，相互协作，使施工周期缩短了一个月，打破了冷冷清清的局面。
    在建筑、安装、制造各单位之间，也普遍实行大交叉。当建筑工人吊装厂房构件的时候，安装工人已进入厂房，开始安装锅炉。建筑施工基本完成，安装任务也已完成了百分之四十。安装单位还派工人到设备制造厂参加组装，熟悉设备性能，掌握技术资料，缩短安装周期。设备制造厂也到工地访问用户，了解工程进度。在大交叉过程中，工人们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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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出“碰到困难协商解决，解决困难以我为主”。有的单位为了让担负主攻任务的建筑队伍施工，三次主动撤出工地，以后又日夜突击，把让出的时间抢回来。有的单位在起重设备不足的条件下，通力合作，停人不停机。领导干部也“办公在现场，劳动在身旁”，那里出现难题，就在那里召开现场会议。
    各单位内部实行领导千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设计、施工、电厂各单位之间也实行三结合，互相协作，互相促进。在设计阶段，设计单位到现场设计，有电厂、施工单位的工人、技术人员参加。在施工阶段，电厂派人参加设备安装。在设备试运转阶段，有制造厂、设计、电厂，安装单位参加。这种三结合，贯穿于整个工程的始终。它使基本建设各阶段的准备工作及早进行；使设计和施工单位、基建和生产单位、制造和使用单位的要求统一起来；使设计、安装、运转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解决。它为密切工人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快工程进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除了基本相适应一面外，还有很不完善的一面，需要通过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自觉地加以改革和完善。大交叉、大协作、三结合的出现，是基本建设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是广大工人群众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的产物。它的发展过程，正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过程。
    基本建设是在固定的建筑物上进行施工的。“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有限空间的充分利用，可以加快工程进度，提高劳动效率。大交叉、大协作、三结合是符合高速度施工的客观要求的。基本建设从设计到施工到安装，确有先后的程序和阶段性，不应任意违反它。但它们之间又不是各自孤立的，是有内在联系的，不能机械地分割开来。在工程的勘测、基建规模、投资和总体设计基本确定以后，按照不同情况的需要和可能，在统一领导下，可以把基本建设中各个程序紧密衔接起来。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基本建设实行大交叉、大协作、三结合，是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方法，是立辩证唯物论，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结果。
    依靠群众自觉在高速度中坚持高质量
    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过程中，工程进度和质量的矛盾是经常会出现的。遇到矛盾怎么办？一种态度是，依靠少数人定出一套管理制度去管群众，以为划定框框，质量就有保证了。这是错误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把工人看做是工程的主人，把提高质量看成是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依靠群众的自觉来加强管理。我们在工作中反复向群众交形势，交任务，讲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以及条件转化的因素，启发群众自觉。并运用揭矛盾、找差距、树先进、促转化的群众路线方法，发动群众在各个施工环节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使大搞群众运动和加强管理密切结合起来。
    主厂房基础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一个基础中有一根桩打深了，造成桩头同基础脱节。我们抓住这件事，及时进行教育，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原因。事情发生在桩头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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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却在思想路线上；疏忽是由工人操作不慎产生的，责任又在领导的身上。大家批判了“抓进度浑身有劲，抓质量有口无心”的片面观点，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求实现多快好省的统一。没有高质量，也就丧失了高速度。在高速度中坚持高质量，是广大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物质成果，又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当家做主的具体表现。因此，加强质量管理，必须从调整生产关系着手，依靠广大群众自觉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质量问题，首先是一个路线问题。
    工人群众为保证工程质量的高度自觉，给我们上了路线教育的生动一课。大家响亮地提出：“宁愿麻烦千百遍，也不让质量误差一点点”，“速度要抢，质量要严，轻轻松松打不了电力工业翻身仗”。建筑工人在制作预制构件和浇混凝土时，要放预埋一万八千多个大小铁件，大的重达一百七十斤，小的只有四两，由于人人把好质量关，最后全部达到质量要求。第一台四百吨超高压锅炉，有焊口七千只，组合安装后不仅风压、水压试验，都是一次成功，而且在较长时间运转中，没有发现一只焊口渗漏。
    广大工人从工程投产的实际效用出发，坚持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一丝不荷。对过去行之有效的合理规章制度，都自觉地认真执行。在主要设备安装后，还开展群众性的质量大普查。二十二万伏油开关上有六只闸刀，按规定合闸时的延误时间，不能超过千分之二秒。安装后，已达到这一要求，安装工人从高质量、严要求出发，又连续苦战五昼夜，把延误时间调整到千分之一秒。
    在工程试运转的阶段，根据过去的“试运转七十二小时”验收制度，基建单位只要设备能满负荷正常试运转七十二小时，就算交差，至于第七十三小时是否发生问题我就不管了；而使用单位则守住这七十二小时，有一点毛病就卡住，不肯接收。你试转，我监督。相互挑剔，相互扯皮。这次在发电设备起动时，在工程指挥组统一领导下，由基建和电厂共同组成三结合小组，设备制造厂也派人参加。大家完全，彻底为人民，善始善终，负责到底，对于试运转中所暴露的缺陷，集体讨论，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安装工人参加值班，帮助消除设备缺陷，保证了电站机组正常投产。
    在这项工程建设中，由于实行了投资大包干，即包项目、包进度、包质量，包投资，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扬了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全部工程费用节约百分之九点八。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回顾建设“一二五”工程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过程，就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这一工程的顺利投产，我们得到了秦岭电厂、安徽电力建设公司等全国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援。我们决心在十大精神指引下，遵照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进一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摸索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途径，为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基本建设任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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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苏两霸加紧争夺中东石油霸权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薛源
    中东，历来是帝国主义角逐的重要场所，今天，已成为美帝苏修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激烈争夺的重要目标。近年来，苏修大力推行“中间突破”的“南下战略”，加紧向中东渗透扩张。美帝则大肆渲染“能源危机”，为加紧同苏修争夺中东石油霸权大造舆论。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美国“能源危机”的加深，两个超级大国的中东石油争夺战也将越演越烈。
    (一)
    中东（特别是波斯湾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据一九七三年初统计，中东石油的蕴藏量占世界总储藏量的三分之二。一九七二年中东石油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二，输出量占资本主义世界总输出量的四分之三。中东的石油还具有油层浅，钻井成功率高、出油量大和油质好等优越条件，再加上那里劳动力低廉，开采成本很低，因此中东石油是美帝苏修两个超级大国追逐高额利润的重要资源。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长期以来，石油成了美国保持实力地位所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美国大垄断集团无不同石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奥康诺在《石油帝国》一书中写道：“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是为新泽西美平石油公司工作的，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控制世界上最敏感，最具有利害关系和重要的商品一石油一一的那些公司服务的。”“什么是对新泽西公司有利的，什么就是美国外交政策所必须奉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挤走了英、法势力，成了中东石油的霸主。美国垄断资本家每年从中东石油中榨取数以十亿计的超额利润，一九七一年美国在中东石油投资利润率竟达百分之一百二十六，而同年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利润率是百分之十一点九，国内石油投资利润率是百分之十。近几年来，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已从一九七○年的每天十七万桶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每天四
    十五万桶。
    苏联的石油蕴藏量虽很丰富，但大部分石油蕴藏在远离西部工业区七八千公里的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开采条件十分困难，投资大，成本高。从一九六五年以来，苏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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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生产增长率不断下降，而且由于疯狂扩军备战，能源消耗增加很快，苏修官方刊物《统计通报》承认：“国民经济对各种燃料和动力的需要超过了燃料和动力产量的增长。”一九七
    一年苏联石油生产增长百分之五点四，而一九七二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四，与计划规定的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的指标相差很远。而石油消耗则以每年百分之八点七的速度增长。同时，苏修历来把向东欧供应石油作为控制东欧的手段，并从中牟取暴利。据西方报刊透露，苏修卖给东欧的石油价格比卖给西欧的石油价格高一倍以上。伊朗《世界报》指出：“通过能源资源来保持在东欧的政治影响，看来是苏联对中东石油感兴趣的最重要原因之
    一。”美国《外交季刊》认为：苏修对东欧的控制，“构成了对西欧安全的威胁，是指向西欧脑袋的一支手枪”。苏修还大力向西欧出口石油，加紧向西欧渗透，用石油来挖美帝墙脚，同美帝争夺西欧的控制权。再加上中东石油价廉质优，有厚利可图，从中东进口一吨石油要比苏修从东部地区开采的石油成本便宜二十美元，因此苏修便拚命向中东伸手，同美帝抢夺这块大肥肉。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它掠夺中东石油资源寻找理论根据，最近抛出了一个反动论调，叫“国际财产论”，胡说什么“尽管阿拉伯石油在形式上是阿拉伯财产，但实际上是国际财产。它是同现代世界生活和工业有联系的物资”。科威特《舆论报》社论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是最新的帝国主义逻辑。”这完全是法西斯的侵略理论。按照这个理论，那还有什么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苏修不仅可以任意掠夺石油，而且可以任意掠夺其他资源，不仅可以任意掠夺阿拉伯地区的资源，而且可以任意掠夺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二百年前当俄国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常胜军”掠夺大片中东领土时，诗人捷尔沙文为沙皇写下了一首赞歌：“俄罗斯啊，同盟对你有什么用？迈步前进，全世界就是你的。”这首诗不正好显示了今天新沙皇那种狂妄自大和野心勃勃的样子吗！
    争夺中东石油霸权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欧洲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石油是和西欧经济“生死攸关的决策物资”，西方报刊甚至说：“我们是连脑袋都泡在石油里过活的。”西欧是资本主义心脏地带，是两霸争夺的重点，那里工业比较集中，据美国报纸报道，一九七○年西欧每天消耗石油一千二百万桶，预计到一九八○年将增加到每天二千四百万桶。而西欧本身石油贫乏，这样巨大的需要量百分之八十以上要依赖中东进口。如果断绝石油供应，西欧庞大的工业体系在短期内就可能陷于瘫痪。因此，谁如果控制中东石油，谁就能卡住西欧经济的脖子。西方报刊惊呼：“中东是西方国家的动力源泉，如果被掌握在苏联手里就不得了。”“苏联对欧洲石油供应的控制，…几乎必然意味着欧洲的政策要服从苏联的利益。”不仅如此，中东还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控制了中东，进入地中海和欧洲就十分便利。所以争夺中东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欧洲和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步骤。
    (二)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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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随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激化，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石油争夺战日益激烈。
    在政治上，苏修叛徒集团一贯利用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正义斗争，打着“社会主义”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以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的“天然盟友”的伪善面目出现，大肆向中东渗透扩张。苏修的这一套是老沙皇的故伎重演。恩格斯在揭露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苏修叛徒集团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干的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勾当。美帝出钱出枪，苏修出人，帮助以色列侵略阿拉伯人民。正如埃及《消息报》社论所说：“大批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这将等于在人力和军事上加强以色列，这将使以色列更加能够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目标。”这哪里是什么阿拉伯人民的“天然盟友”，而是阿拉伯人民更加危险的敌人。
    为了向中东扩张，苏修头目不断到中东活动，并同一些阿拉伯国家签订了所谓“友好”和“合作”的条约。这些条约是套在阿拉伯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正如阿拉伯国家的报纸所尖锐指出的：同苏联的同盟“反而剥夺了阿拉伯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使它们的独立成为漫画式的独立”。事实完全证明：“俄国的结盟是引人上钩的诱饵。”这些条约是“俄国取得欺骗，干涉、进犯和吞并的武器的武库”。面对苏修的渗透扩张，美帝也加紧了争夺活动，它大肆渲染“能源危机”的严重性，为进一步向中东扩张大造舆论。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松访问苏联后，立即带着基辛格到波斯湾访问，年底，美国又把前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派到波斯湾地区担任大使。美国政府的要员也接二连三地到中东活动，以加紧同苏修争夺。
    经济上，苏修以所谓“技术合作”、“经援”、“贷款”等手段，加紧向中东扩张，直接控制许多油田的开采权，与美帝争夺石油霸权。西方报刊指出：苏联特别加紧掠夺伊拉克的石油，企图把它作为苏修争霸中东的“桥头堡”。据外国报纸报道，一九六九年苏联分别以
    七千四百万美元和七千七百万美元的贷款和技术“援助”取得了伊拉克北鲁迈拉油田和哈尔法油田的开采权。·一九七○年七月，苏联开始在北鲁迈拉油田钻井，一九七-一年六月，苏伊签订北鲁迈拉油田开发协定，一九七二年八月，苏伊又签订了该油田第二、三期工程的“援建”合同，苏联还在伊拉克“援建”长达六百英里的巴格达一巴士拉油管，“援建”了摩苏尔炼油厂。目前苏联正在伊拉克各地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勘探活动。同时，苏修还大力打进美帝拥有巨大利益的伊朗石油工业。一九六九年以来，苏联与伊朗签订了二百多个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透露，目前苏联正“援助”铺设从伊朗的主要石油产区胡泽斯坦省到苏联边境阿斯塔拉的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完工后每年可输送一百六十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一百亿立方米输往苏联。一九
    七二年八月，苏伊签订了苏“援助”伊联合勘探伊朗东北部的霍猎散气田。埃及《金字塔报》指出：“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已经取得了很大影响，它已经胜过了以前统治这个地区的帝国主义。…近几年来，它已成为阿拉伯石油竞争中的一个突出的一方。”
    “援助”、“合作”是假，控制、掠夺是真，苏修与阿拉伯国家签订的“援助”合同，不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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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修控制了不少国家的石油资源，而且合同规定，受“援”国以原油和天然气偿还苏修，而价格却订得很低。据伊朗报纸揭露，伊朗卖给苏联天然气的价格只及苏联卖给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四分之一。更有甚者，苏修给阿拉伯国家一点东西，就俨然以恩入自居，索取种种特权，派遣专家顾问，到受“援”国作威作福，称王称霸，这引起了阿拉伯人民的强烈不满。黎巴嫩《生活报》愤怒地指出：“（苏联）这种所谓的友谊、被夸大了作用和意义的这种援助，是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无数痛苦、灾难，使它们遭受蔑视和屈辱，失去土地和尊严的最重要原因。”科威特《舆论报》也揭露说：苏联在中东“利用一切伪善的口号作掩护”，实际上“是按照一个超级大国的野心和阴谋行事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新沙皇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尽管“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一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
    美国在中东有着巨大的石油利益，并且由于面临“能源危机”，需要越来越多的中东石油。因此，如果让苏修控制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就无异切断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的命脉。所以美帝对苏修的扩张惶惶不安。《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惊呼：“对美国来说，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是波斯湾，因为俄国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到这个盛产石油的地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指出：“如果苏联在波斯湾地区赢得支配地位，就有可能控制住向西方输油这一‘龙头’，可以通过切断石油供应，使西方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权势的斗争中陷于瘫痪状态。”为了“遏制”苏修扩张，美帝大力加紧在中东的经济渗透。在伊朗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一
    九七三一一九七七年)，美国将向伊朗投资五亿美元。据伊朗报纸透露，美国进出口银行还将向伊朗提供十七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美资巴林石油公司还在巴林的炼油厂附近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综合体。美国国务院直言不讳地供认：“美国在波斯湾的这项活动，只是一种显示力量'，显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是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军事上，两个超级大国在波斯湾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大搞强权政治和实力政策，制造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两个超级大国都向中东、特别是向波斯湾地区大规模出售武器。据西方报纸透露，最近苏联把一批图-22超音速喷气轰炸机运往波斯湾，这是苏联第一次给予其他国家以这种飞机。美国官员宣称这是可能影响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地区力量对比的一个行动。苏修向中东出售武器，当然不是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而是要借以控制阿拉伯国家，加紧同美帝的争夺。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最近指出：“目前，苏联就象在沙皇时代一样，正在这个地区…立足，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扩大影响。苏联现在继续推行一世纪以前的政策：进入争夺激烈的海域”。至于美国，根据法国通讯社估计，从一
    九七二年以来，美国向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出售了四十亿美元的现代化武器，飞机、坦克、军舰一概俱全。这是近年来五角大楼出售的最大宗武器。美国报刊宣称：波斯湾需要一支能够使苏联不敢在这个地区进行冒险的军事力量。目前，最关键的是保证波斯湾东部的关口霍木兹海峡，使苏联舰队不得任意通过。
    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搞军备竞赛，还挑动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和边界纠纷，以便从中渔利，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掠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煽动，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带有浓厚的石油气味。一九七二年四月，苏联和伊拉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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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不久，伊拉克就与伊朗发生边界冲突。一九七三年二月，伊拉克与科威特发生边界冲突。冲突发生后，美国的几艘军舰立即开往附近海域，把住波斯湾关口的霍木兹海峡，“声援”科威特，而苏联的海军部长戈尔什科夫则亲自飞往乌姆卡斯尔海军基地，为伊拉克助阵。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边界上的瓦迪亚油田，导致了两国的边界冲突。所有这些武装冲突，都同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中东石油霸权密切相关。科威特《每日新闻》指出：“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个海湾煽风点火的阴谋背后有莫斯科插手，同时也有华盛顿插手。”黎巴嫩《东方一一今日报》说：最近海湾发生的
    一系列冲突事件，“只有从苏联为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以海湾的真正强国自居而指挥的军事行动中，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说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激烈争夺说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没有改变。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中东只是它们争夺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但就从这个缩影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目前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所竭力鼓吹的“缓和”骗局究竟是什么货色。
    然而，“帝国主义的豺狼们应该记住，由他们任意摆布人类命运、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前，阿拉伯人民正不畏强暴，联合起来，为捍卫石油资源，维护民族主权，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事实证明，能够决定中东地区命运的是阿拉伯各国人民，而不是美帝和苏修两个超级大国。不管阿拉伯人民在自已的斗争道路上还会出现什么困难和曲折，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阿拉伯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美帝，苏修的侵略阴谋终将被彻底粉碎。胜利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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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埃克森公司（原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一，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壳牌石油公司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二。美国垄断财团大肆渲染“能源危机”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进
    一步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不仅如此，美国统治集团竭力渲染“能源危机”还有其更加重要的国际背景。近年来，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同苏修的争夺，维护其在中东的既得利益，使大肆渲染“能源危机”，为其大搞扩张制造舆论，这实际上是它五十年代叫嚷“石油枯端”的故伎重演。
    美国垄断资本竭力渲染“能源危机”，借此对内加紧向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对外加强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中东霸权，这就必然进一步加刷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最后，必将大大促进中东人民起来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学员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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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美国“能源危机”是怎么回事？
    美国号称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二十世纪以来，它的石油产量长期占世界第一位。但在五十年代后，美国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的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产量的增长速度。石油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七，而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增长率却为百分之二点三。到了六十年代，这一差距越来越大，产量增长率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二，储藏量的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四。特别要指出的是，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石油消费量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八，超过了产量的增长率，使石油的储藏量开始不断下降。一九七三年年初，美国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为三百六十三亿桶，比一九七二年年初下降了百分之
    五。随着储藏量的减少，产量也开始不新下降，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七○年下降了百分之
    四，一九七二年又继续减少到年产量只有三十四亿五千万桶。可是，与之相反，美国石油消费量到了七十年代却以百分之八点七的速度扶摇直上。因此，《组约时报》不得不发出悲鸣：“美国石油生产量在一九七○年已到了极限，而且可能永远不能再由国内的石油生产来应付需求。”
    资本主义的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美国“能源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结果，是垄断资本追逐高额利润规律的必然产物。垄断资本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滥肆开采，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曾经制定了“夺油条例”。这一条例规定，凡是先出油的，开采权即归其所有。这就促使资本家们不择手段地抢先出油，对石油资源滥肆开采，很快地消耗了油池中的天然气和水的压力，使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被浪费掉。就连尼克松总统的动力专家戴维·弗里曼也不得不承认：“能源危机是自己造成的创伤”，“这不能怪大自然母亲，而是怪山姆大叔”。
    马克思教导我们：“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商品的生产，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它的发展形态上，是利润的生产，不是生产物的生产，只是剩余生产物的生产。”美国石油资源经过几十年的滥肆开采，国内石油开采条件愈来愈困难，大量是钻探深、成本高、利润低的油并，因此在资本主义利润原则指导下，都被废弃于地。一个美国资产阶级专家毫不隐讳地说：“当油价上涨就会有更多的石油蕴藏变得有利可图了，据此探明的蕴藏量也就增加了。”“如果把油价提高到每桶五美元，世界上就会出现大量的石油。”事实正是这样。例如得克萨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有个天然气田，在开采了二十八亿三千万立方米天然气后，其余的天然气由于收益没有达到垄断利润，就废弃不开。最近因为天然气价格上涨，又重新开采，估计达到一定利润水平的天然气还可开采七亿多立方米。此外，美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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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量煤炭和油页岩的储量，也因收益没有达到垄断利润，被弃之不顾（从油页岩提炼石油的成本每桶需七美元五十美分，而目前美国国内每桶原油价格远远低于这一水平)。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垄断，“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原子能的发明和利用本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对于人类使用廉价而方便的能源提供了有利条件。可是在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却受到重重阻力。到现在，美国原子能发电只占能源来源的千分之三。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大垄断财团控制了绝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销售和市场。他们为了保持垄断价格，追逐高额利润，竭力阻止用廉价的原子能来代替其他能源。同时，美国越来越多的食利阶层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挥霍掉大量能源，如使用煤气器具就消耗了大量天然气，单是煤气器具上的指示灯耗用的天然气就占总消耗量的
    三分之一。还有，美国汽车的大量发展，不但造成城市交通阻塞，空气污染，而且大量浪费石油。美国目前使用的一亿辆以上汽车所消耗的汽油，有百分之八十七是从排气管里排掉了。据《新闻周刊》估计，美国所用各种能源中约有百分之五十是浪费掉的。
    此外，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大搞扩军备战，接连不断地对亚非拉各国人民发动了近三十次侵略战争，特别是持续十多年的侵略越南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也消耗了大量能源。据报道，在越南战场上一天空战消耗的汽油和美国整个州际公路网一天消耗的汽油一样多。在侵越战争逐步升级到最高峰的一九六八年，美国直接用于军事燃料的石油高达四亿一千五百万桶，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所创造的最高纪录。再加上大量用于军火工业生产的能源，使能源需求越来越紧张，加深了“能源危机”的发展。
    面对这场“能源危机”，美国朝野议论纷纭，惶惶不安。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惊呼：“不论从国际上或从国内来讲，今天全国面临的最困难问题，就是能源危机”。美国宫方更是接二连三地发布各种文告，对能源问题大发议论。美国统治集团如此大肆渲染“能源危机”，其中有着不可告人的意图。
    历史上，美国统治集团曾一再喧嚷美国面临“石油枯竭”的危机。早在本世纪初，美国资产阶级就已发出石油“枯竭”的叫喊。第二次大战后的初期，美国统治集团又竭力渲染战争期间耗用大量石油，国内石油资源已经“枯竭”。伴随着这些叫喊声，他们竭力向中东扩张，排挤英法势力，夺取中东霸权，妄图实现它称霸全球的迷梦。
    今天，美国统治集团叫喊“能源危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趁机提高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勒索，获取高额利润。美国官方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被迫承认，美国十八家最大的石油公司“出于自己赢利动机，鼓动公众对能源的缺乏产生恐慌感”。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叫嚷“能源危机”最厉害的时候，也是美国能源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次，据美国官方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三点
    七，而汽油价格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点八，这一增长幅度在美国石油价格史上是空前的。
    十一月一日美国政府宣布废除今年春天对石油产品实行冻结价格的作法，允许石油制品每月提价一次。据估计，到明年春天每加仑汽油价格将比现在上涨百分之三十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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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甲论
    前进的步伐
    短篇小说集《碧水长流》序
    方泽生
    《碧水长流》短篇小说集是从一年来文汇报《风雷激》、解放日报《看今朝》副刊上发表的作品中选编的，是继《向阳列车》、《延安的种子》后，上海工农兵业余作者文学创作的又
    一批新成果。从《向阳列车》到《碧水长流》，通过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塑造，清晰地记录着亿万工农兵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前进的步伐，也记录着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前进的步伐。
    我们的生活是绚丽多彩的，斗争是纷繁壮丽的，但主调是激越明朗的。这个主调，就是能够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特点和本质的革命精神。文艺创作只有捕捉住这个主调，从各个侧面来渲染它、描绘它，特别是通过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去反映它，才能更好地起到革命文艺的作用，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一些作品，在提炼具有文化大革命以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方面，取得了很显著的进步。
    《步伐》里的区委副书记崔丰羽，常常把他那只“表壳泛黄的老式挂表”拨快五分钟，提醒自己要“赶在前头”，并以此教育和影响周围的同志。“赶在前头”，不正是几经战火考验、又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新形势下焕发精神、继续革命不停步的生动写照么？《快马加鞭》里的新装组长霍虹，“老是弓张弦紧地自己逼自己”，在装得满满的车子上“加上个宝塔尖尖”。“自己逼自己，不正是准确地反映了不断革命，永不满足、敢挑重担的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么？《澄江险渡》里的少年兄弟二虎、三虎，面对着波涛汹涌的激流，“身不晃，手不软”一“勇往直前”！，这不正是概括了继承革命传统，敢于斗争、敢于反潮流，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革命接班人的精神品质么？这些英雄形象的本质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如《金不换》所写的：“拔挺向前奔”！
    如果我们的文艺创作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绚丽多彩的生活，又都从中提炼出反映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这样就使作品和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特点，较好地表现出文化大革命以后斗、批、改不断深入所引起的现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样也就更能发挥革命文艺的现实战斗作用。我们常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使文艺成为工农兵投入阶级斗争和线斗争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因此，通过革命英雄形象，反映具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意义的主题，体现党的基本路线的本质精神，就成为需要我们文艺创作者共同来努力完成的光荣任务。在这个集子里，象霍虹的“自己逼自己”，就写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精神。自己逼自己，这是工人阶级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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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感，是无产阶级的自觉革命的进攻性性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些同志之所以在斗争的紧要关头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往往是由于在平时没有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放松要求，放松改造，贪图安逸，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引起的。有了霍虹这样的进攻性性格，就会对资产阶级的袭击“常备不懈”，我们相信她如果遇到更大的路线斗争的风浪，
    一定会提出更尖锐的问题来逼自己，在群众斗争中找答案。文艺为路线斗争服务的天地是无限广阔的。一些大型作品固然完全可以直接描写两条路线的对立，对于篇幅和容量都比较小的短篇小说来说，也可以着重在提炼主题和塑造英雄形象上下功夫。
    文艺创作要提炼具有文化大革命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首先作者要把握现实生活的本质。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包括工农兵业余作者，在深入工农兵，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的时候，要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作为一个文艺创作者，深入生活是有目的的，要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如果不以党的基本路线来导向，就可能迷失方向，对一些新生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视而不见，而把一些表面现象，有时甚至还是陈旧衰败的东西拿来歌颂；或者失去感觉的敏锐性，分析不出其中深刻的含义，提炼不出反映文化大革命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这里试就《步伐》、《海的呼吸》、《小红子》作一些比较分析。
    《步伐》的情节比较单纯。它只是围绕着一次区委会对于提拔新干部问题的争论，把老干部崔丰羽的战争年代、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时期的某些斗争经历和文化大革命以后对待新千部的问题有机联系起来，来阐述革命总是后浪赶前浪，老一辈的革命者只有“赶在前头”，才能永葆革命青春，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由于作者紧扣住这个主题，赋予一些细节以新的意义，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在生活中，或者就是周围的同志，不是常有把手表拨快几分钟，“赶一赶”，以免上班、开会迟到一类的事吗？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地把它搬进作品，至多只能给人物性格增加一点色彩。而《步伐》的作者用它来丰富这样一个主题，崔丰羽的这一并不惹人注目的细节，就赢得人们深深的敬意了。《海的呼吸》的结构，作者是花了一番心思的。随着情节的开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海、小岛、风雨，把读者带进了神奇的生活世界。而这一切，又都为刻划郝鹏飞这一老水文工的思想性格服务。小说通过上岛、夜谈、测潮、风雨、报测等引人入胜的情节，展开师徒之间的矛盾，突出郝鹏飞一丝不苟、长于身教、象大海一样宽广的革命胸怀，教育青年一代要跟旧思想决裂，为革命做好本职工作。可是“我”的“大材小用”，不安于当水文工的思想，跟革命样板戏《海港》里的韩小强相类似，跟《延安的种子》里的儿篇反映师徒关系的小说所写的徒弟也差不多，没有提出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因而在主题的深化上缺少今天特有的新的高度。《小红子》里作者着力刻划的江红虽然是个相当可爱的人物，但作为她的对立面的马锋的思想也是不安于本职工作，“工作无精打彩，工作时间到处飞来飞去'”。可是江红是怎样做工作的呢？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也就是促使马锋转变的是两个情节：一是江红家庭访问，修好了马锋修不好的收音机；一是江红炉前考核，答出了马锋答不出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假如江红不会修无线电，答不上另一行的专业问题，还要不要去做马锋的工作呢？这篇小说在提炼主题方面，如何体现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不够的，主人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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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行为也不怎么可信，因而就缺少感染力。这说明作者在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时候，可能还只是停留在某些生活现象上，没有能够把生活中更本质的东西提炼和反映出来。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只是为观察现实、剖析生活提供思想武器，为提炼具有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创造有利条件。它不能代替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本身。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和扎扎实实地深入斗争生活，是对立的统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有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有了某一种符合基本路线的创作的意念(常常被人理解为“主题”)，于是作品便成功了一半。这就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许多工农兵业余作者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作品的主题只能从具体的创作素材中去提炼，即用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对素材作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决不是离开具体生活内容的某种思想认识。不认识到这一点，也有碍于创作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这里再就两篇较好的作品《海的呼吸》、《步伐》作一些比较。前面说过，它们在主题的提炼上有深浅之分，但是在生活底子上也看得出有厚薄之分。《海的呼吸》比较扎实、浑厚，作者对他所写的生活比较熟悉，因此能自如地驾驭生活素材，创造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步伐》给人的感觉，生活基础就相对地薄了一些。有较为深刻的主题，但没有相应的丰富的情节和厚实的内容，这就反过来影响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情况，即使同一作者在写他熟悉程度不相同的内容的作品时，也会出现的，并没有什么奇怪；只要长期地深入到群众斗争中去是可以逐步改变的。当然，如果不加注意，时间一长，就会象有的人所做的那样，以为只要头脑里先有个设想，然后到生活中去找些例证就行了。实践证明，这是不能写出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来的。
    我们主张作品要有具有文化大革命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但不赞成把作品写得一览无余。恩格斯曾经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澄江险渡》的作者并没有直接说出什么富有哲理性的话，讲许多惊人的豪言壮语，而是以白描的手法，娓娓动人地叙述两个十儿岁的小“老大”驾轻舟、战恶浪、抢险渡的情景，却使我们心潮如江潮，随着小船的颠簸而翻腾，领略到那种一往直前、所向无敌的精神力量，深感这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青少年一代的缩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另一篇小说《“老侦察”》，题材和主题都是好的，作品中有关教育革命和理论联系实际如何重要那些话也是对的，但由于这些思想不是在人物的矛盾冲突中体现出来，而是直接从人物的口中说出来的，因而读者总是记不住。这就告诉我们，主题的深刻与否，并不是以作品讲了多少深刻的道理来衡量的，着力塑造具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英雄形象，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
    我们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掌握认识生活的总钥匙；扎扎实实地投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获得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这样，才能使文艺创作反映出大家所关心的、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样，我们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就一定会在创作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一更加坚实稳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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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和土壤
    工农兵业余作者集体讨论段瑞夏林正义执笔
    我们都是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工农兵中的普通一员，我们又都是在党的文艺战线上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普通一兵。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面对着当前国内外振奋人心的革命形势，面对着正在到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山花烂漫的新的春天，我们豪情满怀，斗志倍增。展望万里征途，“朝霞”似火，回顾峥嵘岁月，“金钟长鸣”。我们深深感到，我们的步子迈得太慢，还远远跟不上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我们做的工作太少，还远远达不到党和人民的期望和要求。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发出的战斗号召。为了把意识形态领域内这场伟大的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为了加强我们业余创作队伍的思想建设，从而更加适应斗争的需要，我们试来总结一下，工农兵业余作者在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
    (一)
    回顾起来，我们工农兵自己动手拿起笔反映我们自己的火热斗争生活，塑造我们自己阶级的英雄形象，这历史还是短暂而新鲜的。而工农兵业余作者这一新生事物，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经历着多么激烈而曲折的斗争道路啊！
    解放以后，掌握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工农兵群众，怀着强烈的翻身幸福感，要讴歌自己的新生活。那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老工人，含着满眶热泪唱出了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动人诗篇；那得到翻身解放的童养媳，挺起胸膛编讲着“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故事，那握惯枪杆同敌人拼过刺刀的战士，满怀革命激情，构思成描写战斗英雄的可歌可泣斗争事迹的小说工农兵拿起笔来了，要做文学艺术的主人！在解放初期和一九五八年的革命群众运动中，都涌现了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但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顽固地继续盘踞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刘少奇、周扬一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文艺大权，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压制、扼杀这无产阶级的文艺新芽。或则排斥、践踏，使之无法生长；或则浇灌封、资、修的污泥浊水，使之发霉烂掉；或则移栽到他们资产阶级的“文苑”中去“培养”、“提高”，使无产阶级生气勃勃的新苗，变成资产阶级的闲花甚至毒草。
    我们自己的斗争经历告诉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队伍的形成，完全是出于无产阶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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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斗争的需要，因而这支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应当把它作为整个阶级的经验教训来吸取，而不能看作仅仅是个别人的现象。鲁迅曾经尖锐地指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革命队伍内部会发生深刻的分化，“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这绝非危言耸听。不是有人刚刚写了一两篇文章，就名利熏心，一头栽进资产阶级泥坑，成了可耻的右派分子吗？不是有人发表了一两本集子，就经不起资产阶级种种糖衣炮弹的袭击，自命不凡，忘乎所以，走到了很危险的境地了吗？不是有人开始还能写一点能够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好作品，被关进高楼深院“培养”之后，在资产阶级艺术趣味的包围中，“久而不闻其臭”，甚至跟者模仿起来，再也写不出为劳动人民所承认的作品来了吗？当然，更多的同志是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在斗争中继续前进。但是，这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粉碎了刘少奇、周扬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光采夺目的革命样板戏，在意识形态领域阵地上树起了无产阶级的丰碑。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洗礼的文艺百花园，呈现着一片崭新的面貌。工农兵业余创作的队伍壮大了，发展了。这首先是因为有了正确路线，才会有这一切。
    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斗争并没有止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为深刻了。资产阶级是不甘心就此轻易地让出文艺领域这块地盘的。在文艺界，资产阶级的影响大得很。我们如果放松警惕，那将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就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今天，资产阶级还是想通过各种渠道，妄想再一次把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引入他们的旧轨道吗？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就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今天，也还有人忘了“前车之鉴”，把文艺创作当做掇取个人名利的一种手段吗？这些情况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积二十多年的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要使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健康成长，不断壮大，那就只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斗争，斗争，再斗争。要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而这场斗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抓好我们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的思想建设，坚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不良影响，坚持我们每个同志的世界观的改造。
    (二)
    我们每个工农兵业余作者都应该牢牢建立起这样一个信念：文艺创作是党的事业，是阶级的事业，象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是“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今天感受特别深刻。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普通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了一个作品，立即受到各级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报刊和出版部门的负责同志反复审看并且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直到帮他改好；一个新工人参加了本厂的创作组，写出作品的初稿可以油印上千份，发到工人中间去广泛讨论：一个三结合创作组人员的思想情况和活动情况，有关党委作为一件大事拿到党委会上来讨论，有的还指定一个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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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亲自领导；…这些事例在今天不是很平常吗？但它是多么可贵啊！党为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党在多么深切地关怀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哪怕是一点很微小的进步。我们要学习鲁迅。鲁迅自觉地“遵奉”“革命先驱者的将令”，始终把自己看作党的文艺事业的一名“小兵”。因此他战斗起来，才那样无私无畏，勇往直前。我们把个人投入党的事业，就会获得无穷的力量。只有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是真正的战士。反之，如果脱离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搞什么“以文会友”，充其量不过是几个散兵游勇，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给资产阶级俘虏过去才怪哩！我们每个工农兵业余作者还应该牢牢记住这个真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始终是群众的小学生。资产阶级作家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这种腐朽的观点渗透了他们的骨髓，以至举止行动、衣著打扮都以与众不同为荣耀。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应当以永远被群众承认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为最大的光荣。如果我们不认真地、长期地、老实地接受群众的教育，我们有什么资格通过写出来的作品去教育群众呢？我们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者。我们能够写出反映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的作品，那首先是因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创造出了英雄的业绩。何况不仅是作品的来源，就是作品的产生一从写作、编辑到出版一其中又包含多少群众的劳动啊！我们有的同志把自己的作品称为“千人稿”，确是深有体会之谈。
    我们应当从把创作看作仅仅是个体的精神劳动这个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要对这种所谓从来是“个体”的精神劳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赋予新的含义。看一看这个真实的小故事吧：有一个工人业余作者，他把自己作品的初稿在本厂工人中间读了一遍，征求意见。就在这天晚上，一个老工人经过反复琢磨，想到自己有不少生活素材，如果能补充进去，作品中某些章节会更有教育意义，因而连夜赶到了这个作者家里。在这样的老工人面前，如果我们之中有哪个同志，竟为写了那么一点作品就居功自诩而忘记了群众，难道还能不险红么？更何况我们所写的作品，还不能反映出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业绩于万一，有什么值得向群众骄傲的呢？
    (三)
    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要看重“业余”这两个字。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点。业，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余，是我们的创作活动。我们牢牢地抱住“业”，又紧紧地抓住“余”。我们的“业”和“余”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它们统一地服务于党的路线。正因为有“业”，我们才有“余”。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三大革命实践中，亲身所做、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火热的斗争生活的鼓舞，受到身旁的英雄人物的激励，促使我们拿起笔来反映自己的斗争生活，表现自己阶级的英雄人物。于是形成了我们的“余”，即为革命而创作的创作活动。
    “业”是我们的立脚点、扎根地。文化大革命前周扬一伙，拚命想要砍掉我们这个立脚点、扎根地。今天，我们就要坚持这个立脚点、扎根地。“业”又是我们业余作者深入生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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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基点。有人以为，业余作者本在工农兵的生活当中，无所谓深入生活。这看法是肤浅的。有两个相同行业的业余作者，一个写的作品深一些，一个写的作品浅一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深入生活的程度不同。身在庐山，不一一定识得庐山。我们所说深入生活，是指要跟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能够了解先进人物的思想精神境界，要善于发现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善于认识生活的主流，挖掘生活的本质。这些做不到，怎么能叫“深入”了呢？！很难设想，一个不热爱自己工作岗位，不热爱他周围群众的人，怎么会满怀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的战斗、劳动和社会主义的革命英雄呢？
    当然，我们强调“业”，并不是说适当地为“余”创造一些条件：扩大作者的生活面，集中安排一点创作时间等事就不需要了。更不是说这个“余”不重要了。我们倒认为从党的事业的全局来看，这“余”也是我们的“业”。我们工农兵要做文艺的主人。文艺这个阵地，我们一定要占领。作为一个工农兵业余作者，必须有这个革命责任感。我们反对那样一种想法：知难而退，“大不了回去捏鄉头”。我们要对有这种想法的人说：这里是战场，从激烈战斗的战场擅自离去，何异于逃兵。为无产阶级冲锋陷阵的人，是决不会取这种态度的！
    (四)
    最后，还有个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提高问题。有些人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过来一个传统的观念：好象那些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是“高”的，而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作品是“低”的。就是有些承认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作品思想“高”的人，也还认为艺术上是“低”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他们的阶级偏见，而对于我们的同志来说，这完全是一种糊涂观念。
    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所不能比的。而-一定的政治内容又总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因此政治内容和艺术技巧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我们今天有些作品不仅仅思想新，而且也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摸索着表现这新思想的新的艺术形式。
    不错，按我们无产阶级文艺标准的要求来说，我们的作品无论就数量或质量上来说，都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高。我们也希望专业文艺工作者给予帮助。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之中有一些同志给过我们不少帮助，我们是很感激的。
    但是，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沿着工农兵自已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就是说，首先要看清方向。要时时警惕象过去那样被人家“提高”到资产阶级的“楼阁”上去！
    事实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评帮助下，我们感到工农兵业余作者是在提高，在前进。就上海的作品而论，从《问阳列车》、《新的高度》到《朝霞》、《金钟长鸣》，前进的足迹是十分清晰的。从全国来看，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更多。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实践经验一这才是我们沿着正确方向提高和前进的道路。
    当然，我们并不拒绝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中好的东西。正如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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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文艺创作漫谈
    —彩色美术影片《小号手》、《东海小哨兵》观后
    边善基陆寿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尤其是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蓬勃开展，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最近上映的彩色动画片《小号手》和彩色剪纸片《东海小哨兵》，就是儿童文艺革命化的初步成果之一。
    《小号手》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尽地主压迫、剥削的放牛娃小勇，由于党的引导和培养，在红军的革命大熔炉中迅速成长的故事：《东海小哨兵》则为我们展现了社会主义时期，东海前线的少先队员小红，机智勇敢地配合解放军、民兵叔叔抓特务的动人情景。这两部影片，通过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少年儿童斗争生活的反映，为我们的少年儿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起到了为教育、培养革命下一代服务的作用。
    《小号手》和《东海小哨兵》之所以饶有革命的教育意义和强烈的战斗精神，首先在于创作者从工农兵以及少年儿童的斗争生活出发，敢于并且善于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尖
    S2s25s2s25252s52522522525252s25252s252
    指出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更好地为发展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服务。我们有雄心壮志，努力攀登无产阶级的文艺高峰。
    当结束这次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不平静的。热心的评论工作者，把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作品，比作朝霞，比作新芽。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但是，我们深深知道，朝霞离开阳光只不过是几片浮云；新芽离开土壤，立刻会枯萎雕零。我们的阳光就是党，就是毛主席，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土壤就是战斗在三大革命当中的广大群众，就是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二十几年的历史经验和今天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决不能离开阳光和土壤。现在，我们这支队伍比起文化大革命前来，是壮大了，发展了。但对于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来说，还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的。资产阶级还会同我们争夺这支文艺队伍。我们的队伍还要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长期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大踏步地前进吧，百花盛开的革命文艺的春天，是属于工农兵的！
    〔本文由《上海文艺丛刊》编辑部邀集部分工农兵业余作者集体讨论整理而成。参加讨论的有：张士敏、姚克明、段瑞夏、林正义、吕兴臣、陈继光、于炳坤、吴胜昔、李良杰、樊天胜、王洪林、朱敏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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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矛盾冲突中结构故事、塑造人物。如《东海小哨兵》在塑造小红这一英雄形象的时候，着力于描绘小红与流窜特务之间的斗争，让小红经受着几个回合的严峻考验：她碰到伪装成解放军的特务以后，从他们的言行中觉察出味道不对，就主动对这三个家伙作进一步的试探，确认了“他们一定不是好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小红当机立断，叫弟弟去报告解放军张排长，自己毅然跟踪敌人；在监视敌人的路上，她一面跋山涉水，征服了山高路险，一面在三叉路口用自己的红领巾为解放军、民兵叔叔指路：最后，当敌人妄图逃窜入海时，小红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英勇地与敌人作斗争，紧紧地拖住了敌人，为解放军、民兵叔叔的及时赶到，赢得了时间：在关键时刻又以嘹亮的螺号声，召来了解放军和民兵叔叔，
    一举歼灭了来犯的敌人。在这一浪高一浪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下的新中国少年儿童，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机智勇敢的革命精神。影片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在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中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能使我们无产阶级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体现得更加深刻。
    这样搞下去会不会“路子越来越窄”呢？不会的。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的少年儿童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无产阶级为了“我家红灯有人传”，满腔热情地关怀着我们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千方百计地要腐蚀我们的少年儿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争夺下一代的斗争上，历来非常激烈。我们无产阶级的少年儿童，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同阶级敌人以及旧思想、旧习惯的斗争中、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茁壮成长的。作为源于生活的文艺作品，应该更典型，更集中地反映好这个现实。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少年儿童的斗争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们战斗在各个环境、各个领域中，显现出不同的英姿。所以，提倡儿童文艺创作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提倡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无产阶级少年儿童的英雄形象，这条路肯定将会越走越宽广。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少年儿童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他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对整个社会，对周围的一切新生事物，都有着广泛的兴趣。我们的儿童文艺创作，选材上应该宽阔，除了直接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题材外，也要反映少年儿童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方面的生活。但是，文艺创作应该有别于常识读物或通讯报道，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也还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这就同样要求这类作品要写好矛盾冲突，写好先进思想同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的斗争。
    少年儿童还处在成长时期，由于斗争实践比较少，和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相比，在各方面还不是那么顶成熟。因此，当我们塑造少年儿童英雄形象的时候，既要把矛盾冲突处理得尖锐复杂，又要使他们在解决这些矛盾冲突时的英雄行为显得可信。有些作品把少年儿童的形象写得过于简单，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但如果一味把少年儿童的英雄形象加以“拔高”，让他们单独去解决甚至连成年人都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也是脱离现实的。无产阶级少年儿童英雄人物不是天生的，他们的成长与革命长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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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进行教育分不开，他们的英勇斗争是在革命长辈的支持、帮助下进行的。所以，要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形象，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无产阶级少年儿童英雄人物与革命长辈的关系以及写好小英雄的思想基础。《小号手》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影片非常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小勇在红军指导员的培养、教育下，从放牛娃成长为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小红军。影片在小勇要求参军时，有这么一段含意深远的戏：当指导员了解到小勇参军的目的只是为了替自己的爹娘报仇时，就问他：打死了“山中狼”，报了仇后还当不当红军？小勇吞吞吐吐说不清。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当红军可不是为了报个人的仇呵，要为劳苦大众报仇，要把全世界受苦的劳动人民记在心上。”接着，队长又针对小勇不愿当号手的思想，形象地说明了当号手的重要意义，使小勇受到了一次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由于小勇在老红军的引导下，明白了为什么要当红军战士，明白了当小号手的重要性，所以他才能在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任务：在养伤归队时，能不顾个人的安危，吹号把敌人引向自己，协助了大部队的安全转移；在敌人要加害于群众时，又能挺身而出；最后又发扬了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快马追敌，枪击“山中狼”。如果没有前面这些描写，小勇的英雄行为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可置信。还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写指导员对小勇淳淳开导时，总是跟小勇的斗争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干巴巴的“说教”，另外，也没有因为这是给儿童看的美术片，为了追求所谓“儿童情趣”，故意把人物夸张成“老天真”，而是严肃地按照指导员的木来面貌进行描述，真实、生动地突出了小勇在红军部队里受到教育的生活历程。相比之下，《东海小哨兵》在这方面就有它的不足之处。影片虽然表现的是小红斗争生活的一个横截面，不可能象《小号手》那样去较完整地描写小勇的成长过程，但是，我们认为，在小红遇敌前加强一些解放军张排长对她的教育，以后在追敌途中增添一些革命长辈对她教导的回忆，还是有发挥余地的。
    以少年儿童英雄形象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作品中，在处理好小英雄与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关系时，要认真努力突出小英雄的形象。既不能用抹杀革命长辈的作用来突出小英雄，也不能让大英雄抢了小英雄的戏，矛盾应该始终围绕着少年儿童英雄人物展开。《小号手》在小勇与“山中狼”的斗争中，虽充分表现了红军的作用，描绘了指导员对他的谆淳教导，但作品一直让小勇处于矛盾的中心，从“开始小勇在“山中狼”家当放牛娃时的反抗，直至小勇最后策马追敌，枪击“山中狼”，戏始终围绕着小勇与“山中狼”的斗争展开，所以，小勇的革命精神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儿童文艺的主要观众是少年儿章，他们的生活经历、理解能力和欣赏习惯与成年人有
    一定的差异。《小号手》和《东海小哨兵》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儿童文艺不能忽视儿童的特点，它的战斗风貌应该是通过儿童文艺自己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第一，在选择、提炼矛盾冲突时，应较好地照顾少年儿童的生活经历，理解能力和欣赏习惯，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东海小哨兵》反映的题材是重大的，它体现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但影片具体描写的是小红与三个特务之间的斗争。小红识敌、追敌和最后用石头同敌人搏斗、用螺号向解放军、民兵叔叔报警，这些斗争形式看得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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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少年儿童的斗争生活中提炼的。所以小观众看了后容易接受，起到了战备教育的作用。
    一个儿童文艺作品，如果不以少年儿童易懂的形式出现，那么，尽管它内容如何好，因为小观众看不大懂，就不能达到应有的教育作用。第二，儿童文艺创作，在展开矛盾冲突时，要考虑到少年儿童的性格特点，力求达到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小号手》在描写小勇伤愈归队时，一路上小勇没有一句台词，影片在欢乐跳跃的主题歌音乐的旋律中，为小勇设计了奔山路、跨溪涧的一系列富有浓郁的孩子气的动作，非常形象地刻划出了小勇的归队心切，以及马上就要见到首长和战友的喜悦心情。最后，小勇策马追敌的场面，也描写得比较生动，影片抓住了小勇过去放过牛、养过马的特定身份，发挥了动画片的艺术特长，把小勇快马追敌的英姿和当时战斗的紧张气氛作了细致动人的描绘，既有力地体现了小勇的沉着、机智和勇敢，又使人物带有无产阶级少年儿童的战斗气息。
    《小号手》和《东海小哨兵》在儿童文艺创作如何发挥自己的特点上作了一定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有不够的地方。比如《小号手》中，小勇见到敌人要杀害群众，自己挺身而出的动作，就显得有些成人化，没有儿童的特点，所以看起来有些一般化，没有起到应有的感人效果。《东海小哨兵》中，小红在追敌的途中，那个利用竹竿飞越山崖的动作虽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由于处理得太夸张了，所以有点神乎其神的感觉，显得不可信。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在实践中进一步解决准确地掌握分寸的问题。
    我们所提倡的儿童特点同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儿童情趣”完全不同。他们的所谓“情趣”，企图取消儿童文艺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任务，把儿童文艺引向资产阶级的邪道。在他们看来，只有描写儿童生活琐事，或表现诸如什么梦中的幻觉：“要玩具给我做饭，洋娃娃给我唱戏”等，向孩子灌输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剥削思想，才算得上是“儿童情趣”，合乎“儿童本位”。我们强调要注意儿童特点，就必须批判修正主义鼓吹的谬论，进
    一步划清路线上的是非界限。
    时代在前进，少年儿童们在前进，相信愿意为少年儿童们写些东西的同志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贡献给我们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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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晴雯的反抗性格
    一《红楼梦》人物批判之一
    任犊
    在大观园的女奴隶中，晴雯是引人瞩目的一个。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她一直是旧红学派、新红学派以及一些不知道该算是那个派别的红学家们感兴趣的对象。有的说她是林黛玉的影子，有的说她是野性未驯的女奴，还有的肉麻地宣称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一晴雯。
    晴雯是个什么样的人？贾府的丫环，是个奴隶。她自小被贾府的世仆赖大买来使唤，过着“奴才的奴才”的生活，连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只因贾母看中她生得“十分伶俐标致”，才被赖嬷嬷当作一头小性口孝敬给主子，又受到了贾宝玉的看重，破格成了“主子的宠奴”。但她的结局是很悲惨的。王夫人这个封建女主子不顾她“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打炕上拉下来”，撵出了大观园，迫使她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晴雯的死，是封建统治者一手造成的，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奴隶们的共同命运。正是这种残酷的封建压迫，造成了晴雯的反抗性格。
    林黛玉呢，她虽不属于四大家族，而且家庭早已破落，但毕竟是巡盐御史的娇千金，贾府老祖宗的亲外孙。史湘云随口说了句龄官的模样儿象她，她就引以为奇耻大辱，说是“给众人取笑儿”，竟将她看成了民间的丫头。薛宝钗抓住她行酒令中念了《牡丹亭》，《西厢记》的词，批评她有损大家闺秀的体范，她就立刻承认错误，表示口服心服。可见这位寄人篱下的封建贵族小姐是多么矜视自己的名门出身！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林黛玉和晴雯，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都绝不相同。试问：晴雯怎么能是林黛玉的影子呢？
    不错，林黛玉和晴雯在大观园里同属于叛逆者的行列。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的反抗性格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阶级性和阶级内容的。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反抗。只要谈到反抗，那就必然要问：谁反抗？反抗谁？为什么反抗？梁山泊
    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封建社会的反抗者，但由于他们每个人走上反抗道路的过程和反抗程度的不同，每个人的反抗性格也就很不同。贫农出身的李逵口口声声要打倒“鸟皇帝”，小官僚出身的宋江时刻盼望“招安”，而大地主大商人出身的卢俊义盼望“招安”的心情就比宋江更要迫切。归根到底，任何反抗都是通过一定的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的。
    在《红楼梦》中，晴雯的反抗和林黛玉的反抗由于其阶级地位的不同，比较起来就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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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林黛玉作为一个封建贵族的叛逆者，虽对封建的礼教和婚烟制度表示怀疑和不满，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悲叹，表达了她对封建压迫微弱无力的反抗呼声：但她对那种养尊处优、吟风弄月的封建贵族生活却极为留恋，惟恐或失。探春为了维持封建统治而整顿贾府，林黛玉就极表赞同，说：“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晴雯则不同。当凤姐带领王善保家的奉王夫人之命抄检大观园的时候，袭人之流战战兢兢地“任其搜检
    一番”，独有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公然表示反抗。她还当着王熙凤的面骂王善保家的，连王夫人，邢夫人都骂上了。晴雯的反抗，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反抗，是一场阶级斗争。什么树开什么花，不同的阶级说不同的话。同样是对于封建压迫的抗议，在林黛玉，是怨恨中搀和着伤感；而在晴雯身上，则表现为愤怒中夹杂着鄙视。冰炭不同炉，两个人根本捏不到一起。若是离开阶级分析去说什么晴雯是林黛玉的影子，这实际上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去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晴雯是野性未驯的女奴么，这也需要分析。晴雯的反抗性即所谓“野性”，是阶级压迫的产物，决非天生如此、永远如此，而是伴随其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当晴雯从“奴才的奴才”提拔成“主子的宠奴”的时候，这种所谓“野性”实在也有点“驯服”得可以了。这时的晴雯，对主子中的某些人如王夫人、邢夫人之流，是不屑一顾地抱着鄙视态度的；但对主子中的另一些人如贾宝玉，却极想博取其欢心和赏识。她有时也要顶撞宝玉几句，但这决不含有反抗的性质，相反地，多半倒是由于在贾宝玉面前争风吃醋、撒娇装痴的缘故。而在贾宝玉眼中，则也认为美人的轻怒薄嗔，爱宠的使性弄气，是更别具有一番风韵的。《芙蓉女儿诔》里的“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就深刻地反映贾宝玉与晴雯之间，是贵公子与俏丫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之间的互相追求，在贾宝玉，是贵族公子哥儿三妻四妾的恶习，封建阶级朝花暮柳的劣姓。而对晴雯来说，则这种对宝二爷姨娘地位的懂憬，反映了她对封建主子既痛恨而又欣羡的矛盾心理，是奴隶中某些人缺乏阶级觉悟的表现。
    由此可见，晴雯在大观园的叛逆者中，固然算得上是反抗性最强的一个，但也决非是浑身进发着反封建压迫的锋芒。大观园是个吃人的魔窟，而晴雯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贾宝玉为了袭人与晴雯怄气，说要把晴雯打发出大观园，晴雯就含泪说道：“我为什么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去，也不能够的。”“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门儿。”大观园是奴隶们的牢笼，而晴雯却把这牢笼当作了乐园。在这座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基础上的大观园里，不仅是主子们，也包括那些受到主子宠爱的奴才们，都过着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这种生活毁灭了许多人，它在贾宝玉、林黛玉这些封建叛逆者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他们不能也不敢去彻底批判和推翻封建制度。晴雯把奴隶的手铐看作是手镯，锁链当成了项链，也正是受到了这种生活腐蚀和毒害的结果。大观园是吃人的，成批成批地吃人。如果我们今天对这种吃人的大观园生活不加批判而反去欣赏，甚至如鲁迅所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那可也得当心被吃人的大观园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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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礼簪缨”的贾府，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培养奴性的大学校。这一点在晴雯的身上也有深刻的反映。在贾府，不仅主子分等级，奴才也分等级。且不说那些散布在各处庄园中累断筋骨，榨尽血汗的农奴，光是在府内服役的奴才，就被分成上、中、下三等，那些最下等的奴才甚至连大观园的门也跨不进。有一次，怡红院里的小丫头小红进屋倒了一杯茶递给贾宝玉，大丫头秋纹、碧痕看见就骂道：“没脸面的下流东西！…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水不配？”大观园里干粗活的芳官干妈想替芳官代宝玉吹汤，晴雯立即喊道：“快出去！你等他陋了碗，也轮不到你吹！”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贾府中封建等级秩序的森严，还可以看到论资排辈的封建传统观念在被压迫阶级中的影响之深。晴雯在怡红院的地位，在秋纹、碧痕之上。对主子来说，是奴才。对比她更下等的奴才来说，又算得上是半个主子，她不仅可以对小丫环们任意打骂，还可以作主把她们撵出去，临走还得给她磕两个头。这真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有吃人的，有被人吃的，有吃了人又被人吃的，也有被吃了后不自觉地当了伥鬼的。《红楼梦》之所以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就在于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这种吃人的本质。
    晴雯的上等奴才地位，决定了她不可能具有大观园外广大起义农民那样的敢作敢为的反抗性格。但是，她又毕竟仍是个奴才，并且是个倔强而不听话的奴才。她的“野性”即反抗性曾经受到过驯服，但从来没有被完全驯服。大观园里容不得这种具有反抗性格的奴才。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她在大观园中的地位日益下降。'然而，压迫越深，反抗越烈。王夫人的歧视，花袭人的倾轧，都没有磨灭倒反而发展了她的反抗性格。她在临终的时候，整夜喊的是“妈”而不是“宝玉”，就是她对封建阶级的幻想终于全部破灭的一个标志。倔强的晴雯和温驯的袭人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袭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晴雯则最后回到了自己的阶级之中。·
    今天，《红楼梦》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红楼梦》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金书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封建社会的吃人历史；但《红楼梦》中的人物，包括那些封建叛逆者们的性格，都应当批判地加以分析，而不应当盲目地提倡学习。对贾宝玉、林黛玉是如此，对晴雯也应当是如此。别的结论是没有的。
    上海文艺丛刊第三、四辑预告（十二月份出版）
    第三辑：钢铁洪流（电影、话剧剧本专辑）
    第四辑：珍泉（电影、话刷剧本专辑）
    ·话剧剧本·
    ·电影文学剧本·
    钢铁洪流上海儿童艺术刷院
    《钢铁洪流沙创作组
    珍泉…高爽
    第二个春天………刘川
    陈玉成………刘征泰
    一分之争…湾本膝集体创作
    ・话剧剧本
    ·电影文学剧本·
    扬帆万里…………陆天明
    渡江侦察记…上海电影制片厂
    重拍《度江侦察记创作组
    金色的熔炉…于炳坤方胜
    赤脚医生…上海电影制片厂
    光明的道路…一史汉富
    《赤脚医生》创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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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一装女琴近织史
    试论雅各宾派的历史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编写组
    资产阶级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研究资产阶级的历史，从它的兴起看它的没落。一七八
    九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高峰，则是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所建立的资产阶级专政。雅各宾派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奠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但是，后来资产阶级中许多人都骂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残暴”、“恐怖”和“独裁”。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它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雅各宾派专政历史作用的原因所在。
    雅各宾派专政的出现不是受历史的偶然原因所支配的，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是在与封建复辟势力的猖狂反扑作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如果当时没有雅各宾派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专政，法国资产阶级就不能打破封建贵族的拼死抵抗，就不能在法国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是欧洲大陆封建专制制度的典型。以路易十六为头子的波旁王朝对法国人民实行极端野蛮、极瑞残暴的统治。这个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一小撮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他们独揽着国家大权；而其他各阶级包括法国资产阶级则处于无权的地位。耸立在巴黎北部的巴土底狱建于十四世纪，由八个高大塔楼组成，驻有强大的守卫部队，塔楼的大炮炮口直接威胁着芳动人民居住的圣安东区。这座深沟高垒貌似强固的庞大监狱，就是这种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攻克了巴土底狱，处死了监狱司令官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一胜利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开始，后来七月十四日这一天被定为法国的国庆日。从这天开始，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荡涤着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迅猛地震撼了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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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并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勾结国内外的一切反动势力，从各个方面向革命人民实行猖狂的反扑，安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以路易十六的弟弟为首的反动贵族和僧侣，匆匆逃亡国外，在法国边境地区建立反革命据点，勾结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而欧洲大陆的各国封建君主，也对法国发生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惊慌万状，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竟惊呼它是“法兰西瘟疫”。他们互相勾结，调兵遣将，组织了反革命的反法联盟，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的火焰，恢复法国原有的君主制度。他们色厉内荏地向法国人民恫吓：“如果法国国王、王后及王族稍受侵犯…即将予巴黎全城以军事处分及彻底毁灭”。
    在法国国内，反动的封建贵族和僧侣用反革命的暴力对革命人民进行猖狂的反扑，扬言“在未能恢复国王之光荣、僧侣之财产、贵族之尊严及各法院之旧职权以前，决不放下武器”。以路易十六为头子的法国宫廷，在表面上假装顺从听话，暗中却雇佣军队，串通外国，策划反革命政变。反动僧侣公开地拒绝宣誓效忠资产阶级宪法，到处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各地贵族则发动反革命叛乱，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
    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分化瓦解革命力量，还竭力在革命营垒中寻找代理人。当时窃踞政权的斐扬派（因总部设在斐扬修道院而得名），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由于害怕革命的深入会危害自身的利益，沦落成为保皇党和妥协派。在这场剧烈的阶级大变动中，斐扬派的头子拉斐德（旧上海有一条马路叫拉斐德路，就是法国殖民者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首先公开叛变革命，在与国外敌人作战时丢下军队只身跑回巴黎，要求解散革命俱乐部，从而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反革命的迫害进一步激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涨。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义勇军在“祖国在危险中”的号召下奔赴巴黎，掌握了市政机关，建立了巴黎公社这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市政机构①。
    继斐扬派上台的，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它走的是斐扬派走过的道路。当一七九三年初，旺代郡爆发了封建贵族和富农的大规模反革命叛乱后，吉伦特派一面声嘶力竭地叫喊：“这次革命应该停止了，否则就会发生危险”；一面和王党分子结成联盟，在里昂，土伦、马赛等地发动反革命暴乱，杀害了大批雅各宾党人，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同年夏天，反法联盟干涉军，分别从东北、西南和东南侵入法国境内。革命的法国处在欧洲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形势非常危急。而在巴黎，反革命分子更是公开发出了“只有恐怖，才能把革命镇压下去”的叫器，并在七月杀害了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马拉。马拉在当时的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号称“人民之友”。他的被刺杀，表明反革命白色恐怖达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
    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实行革命的专政，是关系到法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宾派在人民的推动下，不仅在一七九二年冬逼迫吉伦特派执政的内阁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而且在一七九三年夏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把吉伦特派头子中
    ①一七九二年建立的巴黎公社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它和一八七一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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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多数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雅各宾专政，实行革命的恐怖政策，给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以坚决的还击。
    由此可见，以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对反革命实行专政或者叫做独裁，是不以他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应当指出，罗伯斯比尔，这个来自外省小镇的资产阶级律师，在革命初期，带有浓厚的温和派政治色彩，不但曾经主张保留封建君主，而且竭力反对死刑。但是，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当反革命势力妄图用血腥的恐怖颠覆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政权的时候，他表现得英勇而坚决，毫不手软地为保卫资产阶级政权而对封建势力实行彻底的镇压。罗伯斯比尔斥责那些叫嚷革命政权残暴、恐怖的人不是“糊涂虫”，就是“无耻的诡辩者”。他在论证革命专政的必要性时指出，革命恐怖就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就是用宝剑“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罗伯斯比尔终于在阶级的搏斗中懂得了这样一条真理，就是反革命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来粉碎。因此，雅各宾派专政的出现，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它对反动的封建阶级的专政是从血的教训中引出来的，也是在当时革命人民（城市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等)的推动下进行的。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十分害怕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的，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革命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但在当时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不是你对他实行革命的专政，就是他对你实行血腥的屠杀。二者必居其一。罗伯斯比尔面对着封建阶级的白色恐怖，在革命人民的逼迫和推动下，不能不走上实行革命的专政这一条道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
    二
    法国革命是一次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实行统治的革命，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所建立的革命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是一个剥削阶级，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即使当它还处于革命时期的时候，也仍然具有进步与反动交织在一起的两重性格。
    以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曾经采取了非常的革命的措施。他们改组了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成立了由下层群众组成的革命军，宣布“协助联合起来的暴君策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的人是人民公敌，予以严厉的镇压。从一
    七九三年三月到一七九四年六月作出死刑判决的一千二百五十六起案件中，判决对象中的绝大部分是发动叛乱的贵族和神甫，或者是大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大商人以及形形色色里通外国的保皇党和妥协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
    但是，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的专政？革命恐怖措施的矛头指向何方？这些问题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变得愈加尖锐。雅各宾派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和分化，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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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雅各宾派中分化出来的右翼，是以丹东为首的“宽容派”。这一派代表在革命期间投机致富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头子丹东曾经是雅各宾派的革命领袖之一。在革命初期，他响亮地提出以“激变”推翻波旁王朝的统治；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岁月里，他慷慨陈词，号召“勇敢，勇敢，再勇敢”！可是，在雅各宾派执掌政权的时候，丹东由于本人在革命中大搞囤积居奇、营私舞弊等非法行为而发了财，成为资产阶级中那些依靠在革命期间投机致富的暴发户利益的代言人。他竭力反对雅各宾派的限价政策，攻击革命恐怖是“过火行为”，主张对反革命势力实行“宽容”，要求成立“宽赦委员会”，准备对被监禁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大赦。他说：“我建议不要信任那些想引导人民超出革命限度并提出过火的革命措施的人。”丹东派叫嚷革命“过火”了，要求对反革命势力“宽容”，实际上就是要求革命停顿下来，同封建势力妥协，干叛卖革命的勾当。
    从雅各宾派中分裂出来的左翼，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利益的肖梅特一阿贝尔派。这一派竭力主张坚持革命恐怖措施，要求不仅严厉打击封建残余势力，同时也要打击暴发户和反动富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在雅各宾派内掌握实权的是罗伯斯比尔派。罗伯斯比尔一方面认为丹东派严重地威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生存，是新的吉伦特派，“较旧的更危险，更有害，更卑鄙”，因而把丹东及其同伙送上了断头台；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肖梅特一阿贝尔派威胁着资产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是比丹东派更危险的敌人，从而把肖梅特一阿贝尔派的领导人当作资产阶级秩序的破坏者而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举起左手打倒右翼丹东派，举起右手打倒左翼肖梅特一阿贝尔派，这就是罗伯斯比尔在革命深入时期的活生生的写照。它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既为了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而害怕封建势力复辟，又害怕革命的继续深入会危及它自身的利益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法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人民群众流血牺牲获得的，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革命的结局只是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封建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
    罗伯斯比尔镇压肖梅特一阿贝尔派是雅各宾派走向灭亡的开始。这桩事件破坏了资产阶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盟，使它从此再也无力抗拒来自右面的威胁了。同时，法国经过雅各宾专政时期对封建反动势力的扫荡以后，特别是对外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共和国的外部敌人被远远地逐跑以后，资产阶级认为反革命复辟的威胁已经过去，雅各宾专政这把铁扫帚已经是多余的了，雅各宾专政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某些限制再也不能被容忍了。法国资产阶级在这时需要的已经不是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而是一个维护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铁腕”政权。法国资产阶级需要“换马”。于是，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发生了法国大资产阶级策划已久的反革命的热月政变，对资产阶级事业忠心耿耿的罗伯斯比尔被他所依赖的资产阶级送上了断头台。在法国，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的热月党专政代替了雅各宾专政，它们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解散革命的巴黎公社，捣毁马拉的半身像，并在全国各地搜捕雅各宾党人，使法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中。
    革命的停顿和结束，意味着复辟的开始。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当它对其左翼肖梅特一阿贝尔派进行镇压的时候，就再也无力维持曾经成为法国革命砥柱的雅各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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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政了。当法国的大资产阶级抛弃了雅各宾专政这把铁扫帝以后，就连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也难以维持下去了。反动的热月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大投机商的利益，对外进行扩张战争，对内实施残酷镇压。但是，大资产阶级仍然觉得统治不稳，找到了拿破仑这个野心家来作为自己的宝剑，葬送了名存实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躯壳，建立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虽在法国复辟了君主专制制度，实质上还算是个资产阶级的皇帝。可是，就连拿破仑的统治也维持不了多久。他在法国恢复君主制，结果是为一八一五年波旁王朝的复辟开辟了道路。波旁王朝复辟后，整个法国“笼罩着恐怖和不安”，被捕的革命者达七万人以上，分别被判处死刑、徒刑和流放。据当时人记载：残酷的屠杀使“南方的居民淹没在深及膝盖的血泊中”。
    既有复辟，就有反复辟的斗争。毛主席曾经深刻指出：“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波旁王朝的反革命恐怖，并没有能吓倒法国人民，相反地，法国人民用更坚决的革命精神，更大的革命力量投入了反对复辟势力的斗争。一八三○年爆发的七月革命，彻底埋葬了反动的波旁王朝。一八三○年建立起来的七月王朝，不久就被一八四八年革命所推翻。最后，在一八七○年法国工人阶级的熊熊怒火中，烧毁了貌似强大的拿破仑第三帝国。这次打击是如此地猛烈，使得法国国土上再也不可能重新出现一个新的皇帝了。从法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任何右派的复辟都是短命的。历史上尽管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复辟和倒退，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发展命运的不是自称为“超天才”的“英雄”们，而是广大的奴隶，是人民群众。
    三
    雅各宾专政最后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奠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尽管资产阶级中有不少人咒骂罗伯斯比尔是“专制魔王”，攻击雅各宾专政是“恐怖统治”，甚至把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视为“洪水猛兽”；然而事实上，从热月党统治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历届法国政府都是沿着罗伯斯比尔所开辟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
    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在它的执政时期，对法国封建制度的冲击和涤荡是比较彻底的。它对法国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地深远，即使当法国重新处于君主统治的复辟时期中，这次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被完全一笔勾销。拿破仑绞杀了法国革命，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但是，作为拿破仑统治的象征的拿破仑法典，却被迫保留了一七
    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少重要成果。拿破仑法典在土地所有制和工商业制度方面，没有去肯定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社会，而是把雅各宾派所开始建立的资本主义关系固定下来了。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拿破仑法典是一部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法典，它不是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法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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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帝国崩遗后所建立的波旁王朝是一次真正的封建王朝的复辟。这次复辟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但它对在拿破仑法典中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土地关系和工商业制度，却也无力改变得了。总之，法国社会自从经过了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的革命之后，再要完全回复到革命以前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的了。从法国的军事官僚机器方面来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破坏了一切地方的、区域的特殊权力，发展了中央集权。拿破仑统治的年代，只是进一步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而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更是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而已。
    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为什么要咒骂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专政呢？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在这时的历史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和稍后的一段时期，它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为了与封建势力作斗争，需要雅各宾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需要罗伯斯比尔这样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当资产阶级取得和巩固了政权以后，逐步地从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阶级变成了反动腐朽的阶级，从革命的动力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从真老虎变成了纸老虎、豆腐老虎。特别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法国发生了震天撼地的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和~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使资产阶级更是感到胆战心惊。这时的资产阶级，把工人阶级看成是自己的主要敌人，极力主张维持现状，奉行保守的政治方针。他们虽然继续走着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所开辟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对雅各宾派的革命精神却十分厌恶和害怕。总之，它所继承的只是雅各宾派所实行的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一面，而抛弃的则是雅各宾派反封建的革命的一面。
    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对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也曾经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修正主义者如考茨基之流，作为垄断资本家的走狗和奴仆，极力祖咒雅各宾专政槽得很，用以责难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则认为雅各宾派在当时对封建主实行专政好得很，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已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实行恐怖来反对封建主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实行恐怖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恐怖就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了！”在
    一个新的革命阶级起来推翻另一个旧的保守阶级的时候，都应当和必须实行革命的专政。谁要是咒骂在社会制度更替时期或阶级关系大变动过程中革命阶级的专政是“过火行为”，是“专制独裁”，那就很可能意味着他背叛了革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历史的倒车，替反革命复辟作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准备。这是一条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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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声东击西政策
    童
    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法西斯是一股祸水。它为了称霸世界，声东击西，大搞突然袭击，到处泛滥成灾。查一查当年希特勒的言行，看一看今天苏修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领会十大文件中关于形势的分析，进一步增强战备观念。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个战败国，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美国的大力扶植，仅仅十几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法两国产量的总和。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促使德国重新投入了争夺殖民地和市场，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形势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物出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从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反动目的出发，找到了一个奥地利军曹希特勒来作为实现其野心的工具。希特勒是个善于狡猾地玩弄阴谋手腕的政客。他于一九三三年上台后，掮起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破旗，口口声声说要“尊重劳动，尊重工人”，“要进一步保护工人，扩大他们的权利”，俨然以工人利益的代表自居。但事实上他在德国建立的是最反动的法西斯专政，使德国工人阶级陷于苦难的深渊之中。不仅如此，他还妄图建立一个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大德意志帝国”，进而称霸世界，使更多的人民受他的奴役。
    当时的德国是个羽毛未丰的军国主义国家，它还受着凡尔赛和的束缚，在国内没有来得及完成战争准备，而国际上由于欧洲各国对德国军国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耀武扬威的情景记忆犹新，也大多对它怀有戒心。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只得暂时将它的侵略野心隐瞒起来，满口念的都是“和平经”，说什么德国“对战争造成的恶果比别的任何国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德国需要和平”，准备“同西方各国和平合作”。他还表示“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愿意同任何国家订立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
    切反动派都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希特勒“和平经”念得越响，法西斯德国扩军备战的步伐也就走得越快。仅仅一年时间，德国军队的数量就增加了两倍，有二十四万个工厂被动员来供应战争订货。到一九三四年底，德国法西斯扩军备战已达到了异常庞大的规模。正如列宁所说：“它们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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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法西斯为了在国际上建立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出了-一阵阵的反共叫嚣。希特勒向西方一再叫喊什么“共产主义的危险”，甚至叫嚷要用战争来消灭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然而，这种“声东”，实际上只是故作姿态，其真实目的却在于“击西”。希特勒在法西斯首脑的秘密军事会议上明确地叫嚷：“在数年之内将首先对付西方，然后再对东方”；“每一个人必须认识我们是从头就决心打西方强国的”。
    希特勒为什么要制订“声东击西”的政策呢？这并不是他不想进攻苏联，而是由于力不从心。希特勒早在上台之前，就曾一再号召德国法西斯分子“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看成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当时苏联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周围，无产阶级专政比较巩固，工业产量的水平也已在一九三
    七年跃居欧洲第一位。德国法西斯欺软怕硬，看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好欺负，就改“击东”为“击西”，而以“声东”作为“击西”的掩护。
    当时的西方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仇恨，利令智昏，误信了德国法西斯的“声东”宣传，纷纷为这股祸水向东而感到兴高采烈。英国表示热烈欢迎德国的“和平”建议。法国认为德国的“意向是向东方扩张”。美国也断定“德国转向东方的机会多于转向西方”。英、美、法同德国订立了军火协定，使德国得到了大量军火。英国同德国签订了海军协定，使德国造船厂和钢铁厂得以日夜开工生产。希特勒下令实行普遍军役制，西方也眼开眼闭，希望以此怂恿希特勒向东方进攻。英、美、法等国的垄断资本家还大量向德国的军事工业投资，帮助德国生产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西方为了妄图借希特勒这股祸水来消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全力支持德国的垄断资本，帮助希特物德国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当希特勒已决定首先向英、法及其势力范围开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声称矛头向东，使英、法等国继续沉浸在“西线无战事”的迷梦中。一九三八年春，希特勒对英国驻德大使装模作样地说：“德国必须扩充军备以防苏俄方面一且实行进犯”。而英国探知德国准备侵略奥、捷的意图后，竟派遣了枢密大臣哈里法克斯去见希特勒，恭维他是“西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并表示，如果德国向东方进军，英国将不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希特勒摸到了英国的底后，便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吞并了整个奥地利。接着，德国法西斯又把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总理达拉第不顾原曾和捷克订有盟约，竟向德国表示，要“力图使法国解除为捷克斯洛伐克去作战的义务”。英国首相张伯伦更是认定希特勒这股祸水正在引向东方，表示愿意帮助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一九三八年九月，他三次飞到柏林同希特勒勾结，谈妥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交易。这时，美国也积极插手，鼓动希特勒“修改”欧洲国界，对捷进行劝降活动。他们竟然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在十天内把苏台德区以及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大叛卖。
    西方向希特勒使尽了媚态，但结果是媚眼做给瞎子看。希特勒根据力量的对比，认定“只在西线无后顾之忧的时候才可能对俄国发动攻击”。因此，他于一九三九年夏正式作出了同英、法开战的决定。希特勒对他的部下下令说：“战斗主要应当针对英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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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英法的战争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当张伯伦由慕尼黑回到伦敦，走下飞机的时候，曾洋洋得意地说：“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障。”但他的话讲完没有多久，德、意和英、法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就爆发了。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侵占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一九四○年四月，德军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五月初又迅速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接着，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一九四○年五月在敦克尔克海滨一战，把英、法联军打得大败。英国军队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狼狈逃回英伦三岛。德国法西斯又绕过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从西北面和东北面向法国内地大举进犯。这时，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德、意南北夹攻，法国大败。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巴黎被德军占领。法国仅仅在三个星期的战斗中就屈辱投降了，三百万大军惨遭覆灭。
    德国法西斯在西线获得全胜后，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吞并苏联的时机已到，转而全军指向东方。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希特勒调动了二百个师团的兵力，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妄图在两个月内征服苏联。但是，希特勒这一下子可打错了算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卫国战争，使德国法西斯军队陷于泥潭之中，打破了希特勒吞并全球的迷梦。
    祸水只有在是防薄弱的地方才会造成溃决。希特勒的声东击西政策，归根到底，决定于帝国主义者欺软怕硬的本性。它之所以要声东击西，是由于它的力量不足以“击东”，一当它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击东”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声东击东”了。事物总是要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的。当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称霸之日，也就是它的灭亡开始之时。毛主席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就明确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德国法西斯的到处侵略，其结果只是锻炼了人民，孤立了自己。最后，不到四年半的时间，希特勒德国这只貌似强大的纸老虎，就在世界人民所燃起的熊熊烈火中焚毁成一堆灰烬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的苏修已取代了当年德国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为世界上的一股祸水了。它对内实行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族人民：对外拾起希特勒的那一套伎俩，到处扩张侵略。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玩火者必自焚。当年的希特勒是在疯狂的侵略战争中被世界人民所埋葬的。今天的苏修如果坚持走希特勒走过的这条道路，它难道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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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登纳笔下
    史坚斌
    阿登纳何许人也？一个已经死去了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前总理。他在生前写下了一部《回忆录》，其中说了许多废话、胡话，但也记载了不少耐人寻味的事实。
    信手拈来，即得一例。
    据阿登纳记载：一九五五年九月，他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谈中经过长久的争吵和僵局以后，赫鲁晓夫忽然向阿登纳提出，一定要同他一起到花园里走走，看看秋天的花草。阿登纳写道：“赫鲁晓夫借这个散步的机会向我提出一个意味极为深长的请求”，谈起了“黄祸论”。赫鲁晓夫说，“您想象一下”，中国人“都靠一把米过活。这该会”，这时他双手拍在一起，“这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顿了一顿，“赫鲁晓夫相当突然地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您帮助我对付赤色中国吧！'”“这个要求帮助的请求，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曾提过三次。”
    “社会主义者”的赫鲁晓夫竟向所谓“西德复仇主义者”的阿登纳请求帮助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盟友”，这岂非是咄咄怪事？其实，说怪也不怪。新沙皇作为老沙皇侵略事业的继承者，亡我之心久矣！赫鲁晓夫向阿登纳的请求，就是他想重温五十五年前八国联军侵略和瓜分中国这个迷梦的一个铁证。在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这场强盗事业中，沙俄和德国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合伙者。德国强盗瓦德西是八国联军的统帅，而老沙皇则自己承认：“在武装干涉中，我们是欧洲各国之首”，是俄国“首先倡议远征北京”①。“俄国人要在北京及去北京途中惩罚中国人方面起主导作用”②。沙皇尼古拉二世竞宣布自任总司令，组织了十八万军队入侵我国的东北。可别忘了，这一切罪恶行径都是在所谓扑灭义和团“黄祸”的口号下干出来的；而“黄祸”论的发明者，就是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赫鲁晓夫一门心思认为阿登纳一定会继续走德皇威廉二世的道路，才会这样自信地打出了“黄祸”论这张王牌来打动阿登纳的心弦。
    但是，赫鲁晓夫看错人了。阿登纳是个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政客，并不甘愿为赫鲁晓夫作火中取栗的工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是当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块大肥肉里面有骨头，很硬，谁也咬不动，吞下去会哽塞住喉咙，要噎死的，而阿登纳的德国，其地位
    ①《维特回忆录》，俄文版，第二卷，第178一179页。
    ②《红色档案》，俄文版，第十四卷，第18一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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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一落千丈，远不及当年威廉二世德国的恒赫。它处于美、苏两霸之间，泥普萨过河，自身难保，那里还谈得上来啃中国这块带骨头的大肥肉呢！何况，阿登纳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深信苏共新领导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动机比共产主义思想的动机强烈”，是一伙“怀有十足帝国主义扩张野心的狂热的俄国人”，关心的是“谋求扩张和建立
    一个世界帝国”。新沙皇既想吃中国这块肥肉，难道就不想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块肥肉吗？阿登纳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德国一旦跟着莫斯科打转，接着法国、意大利，最后是整个西欧都迟早跟着莫斯科打转”，而如果苏修占有了西欧的经济资源和人力，从西欧“攫取最大可能的利益”，它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进一步吞并中国，建立独霸世界的欧亚大帝国，“成为世界的主人”。他瞻望前途，不禁不寒而慄。
    阿登纳的本心是很想将苏修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去的，他曾为此而费尽了心机。他不敢答应赫鲁晓夫关于共同对付中国的请求，并非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而是由于他自己感到忧心仲仲，怀疑苏修这个狼外婆不怀好意。阿登纳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在这个时期以及在没有与其余自由世界取得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就去帮助俄国人，无非是把头伸到狮子的口里去。”帝国主义的逻辑是“弱肉强食”。苏修新沙皇这样一头贪得无厌的饿狮，怎么可能会真心实意地把联邦共和国这样一头属弱的狼看成是自己的伙伴。弄得不巧，中国这块肥肉吃不成，自己倒反而有可能成了这头饿狮的口中之食。苏修一个头目就曾两眼朝天对阿登纳说：“世界上只数得上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我们两国是核大国，我们要为世界的和平与世界的秩序而操心”。这是一副多么盛气凌人的姿态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这就是苏修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什么“和平”啊，“秩序”啊，无非是“争夺”、“霸权”之类的代名词而已。阿登纳曾对此大发感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国家得到这一个政治势力范围，而那个国家得到另一个政治势力范围”，它们“要么相互打起仗来，要么骑在其他国家的背上共同携起手来”。这倒是颇为维妙维肖地描绘出了一副美帝、苏修既相勾结又相争夺的图景。
    阿登纳一生做了许多蠢事，但也做了一桩好事，这就是在他的笔下真实地再现了苏修新沙皇的丑恶形象。
    今天，阿登纳已经死了，赫鲁晓夫也早已垮台了。但是，阿登纳笔下记录的这场莫斯科对话，却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新沙皇勃列日涅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反动事业，正在沿着当年希特勒走过的道路走下去。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最近爆发的中东战争，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插手，双方又是勾结又是争夺，闹得不亦乐乎。但是，这一切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要保持高度警惕。俗语说得好：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如果苏修新沙皇胆敢重温当年八国联军的旧梦，那么，请来吧，欢迎，欢迎，中国人民在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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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得共同的语言
    吕广杰
    毛主席在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强调要“互通情报”，取得共同的语言。这对于增强党的团结，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党委会在研究处理问题时，对某些事情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看法，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比如在去年年底，厂党委在讨论“锦州号”货轮提前下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委员都认为，这艘原计划七十六天完成的两万五千吃货轮，可以提早一个月于春节前下水。而一位负贞抓船体车间的委员，却说这是“放空炮”。不同的语言，反映了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矛盾。
    要变不同的语言为共同的语言，就得正确地分析和解决矛盾。我们对那位持不同意见的委员的思想作了分析。在打好造船工业翩身仗这一点上，他和大家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主要是怕提前下水的计划落空，反而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既然目标一致，就有了取得共同语言的思想基础。目标是一致，语言却不同，这又是何道理呢？毛主席指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如果互不通情报，各人一本账，就会各唱各的调，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因此，党委“一班人”取得共同语言的过程，就是通过互相交流情况统一认识的过程。
    为了取得共同的语言，党委会上要提倡摆事实，讲道理。要让大家摆，大家讲，特别是要让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摆和讲。分管船体车间工作的那位委员为什么认为提前一个月下水是“放空炮”呢？他也摆了事实，讲了道理：厂里造第一艘与“锦州号”同类型货轮时，大家鼓足劲拼了七十六天才完成，现在要用四十五天就拿下“锦州号”，从船体车间的生产进度来看，无论如何办不到。其他的委员也摆了事实，讲了道理：从全厂各车间、部门的情况来看，大有潜力可挖，人力、物力都可以互相支援；即使就船体车间来看，也不是潜力到底；更要看到深入批林整风运动激发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事实越摆越明，道理越讲越透，通过互相交流情况和分析矛盾，说明“锦州号”提前下水的计划是有根据的。这不叫“放空炮”，不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恰恰是反映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时，原来坚持反对意见的那位委员，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事实证明，让大家讲话，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取得共同语言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七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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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舌揭露了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也就来了。鸦雀无声，思想不通，反而不好。当我们党委会发生了一场能不能提前下水的争论以后，促使我们对提前下水的计划，研究得更周密、更具体。委员们在从不同的语言求得共同的语言的过程中，能更好地做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团结一致，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由于这个计划是来自群众的，当我们再把党委讨论的意见回到群众中去的时候，工人同志可高兴啦！他们说：“领导下决心，我们有信心，干部群众心连心，‘锦州号’提前下水有保证！”这样一来，提前下水的计划不是写在纸上，而是落实在群众的行动上。群策群力，终于胜利实现了计划。共同的语言，产生了共同的行动，达到了共同的目标。
    这件事，对我们党委的同志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事实上，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差别就是矛盾。由于各个委员的经历不同，水平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方法不同，因而对问题的认识有时也难免有差别，这就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从不同意见中取得共同的语言，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要下功夫，用气力才行。根据我们的体会，在有些问题上委员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与学习不够和调查研究不够有着极大的关系。你不深入调查研究，就没有真正的发言权，要发言就必然错了。你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正确地分析事情的本质，有了“事实”也可能引出不正确的“道理”来。因此，我们要取得共同的语言，就一定要下功夫调查研究，用气力看书学习。如果我们能经常交流看书学习的体会，交流调查研究得来的情况，就能不断地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不断地带领广大工人群众共同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是中共上海沪东造船厂委员会书记)
    虚心向群众学习
    黄秀文
    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谆谆地教导一切千部，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是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学生，还是自以为高明，在群众面前摆出一副“先生”的面孔，这是衡量千部有没有继续革命觉悟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当我刚被选进公社领导班子时，总感到自己年纪轻，实践经验少，各方面的知识都很大缺，农业生产的门路又没摸着，因此比较注意向生产队干部，贫下中农学习。但千了一段时间后，认为农业生产整天与泥拔头打交道，不过是春播、夏种、秋收、松土、除草，苑肥、打药水，没啥大名堂。思想上“满”了，向群众学习就放松了。今年七月，我到一个生产队去工作，当时正遇上早稻纵卷叶虫大量蔓延，上级要求我们迅速发动群众用药物防治，而我只是到这个生产队的田头去转了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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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纵卷叶虫危害的田块并不多，加上早稻正在灌浆，心里想，不防也不会出大问题，于是就主观决定：不必防治。毛主席说，要“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我呢，既不认真向社员和干部请教，又不作周密调查，就瞎指挥起来，结果由于没有及时防治，纵卷叶虫蔓延开来，造成早稻减产。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向群众学习，不能只学一阵子，而是要坚持不断地学下去。地位变了，不等于知识自然多了，水平自然高了；情况熟了，工作有了些办法，决不能自以为是，不再把群众放在眼里。没有眼睛向下，继续向群众学习求知的渴望，而是在群众面前摆架子，以为自己想的、做的都对，不懂装懂，不会装会，那样，工作是一定做不好的。
    事实上，我们新千部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群众的帮助下取得的。群众的实践是一切正确思想和才千的源泉，只有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才能做好工作。后来，我吸取了上面这个教训，在防治后季稻纵卷叶虫时，对不懂得、吃不准的东西，就老老实实地拜生产队社员和千部为师，虚心地向他们请教，从而制定了正确的措施，有效地防止了虫害，夺取了幸收。这一件事，使我进一步懂得，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远远跟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如果我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群众永远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干一天，就要向群众学一天，千一辈子，就得向群众学一辈子。
    向群众学习，还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有的同志认为，千部向群众请教，会坍台，影响威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向群众请教，“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威信不是靠摆架子装出来的，你自以为高明，不懂装懂，瞎指挥，群众就反对，你就没有成信。我第一次防治水稻纵卷叶虫的做法，实际上社员和生产队的干部对我是有意见的。这证明，强不知以为知，倒是会影响自己的威信。后一次就不同了，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千，这样做，符合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说话大家听，做事大家心齐，反而提高了成信。
    向群众学习，还必须注意听取群众中的各种意见。群众的意见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不正确的意见，也要引以为戒，使工作少出偏差。在对后季稻纵卷叶虫的防治中，我和大队干部一起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去，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商量防治的办法。当时，有的同志为了抢时间，抓进度，尽快地扑灭虫害，主张用撒药粉的方法进行防治；有的同志则认为，防治工作不能只顾数量，不讲质量，目前后季稻正在抽穗扬花，用撒药粉的方法，容易使稻谷造成药害，主张用药水泼浇。怎样使防治工作做得好中求快呢？我们听取了不同的意见，经过分析，取长补短，作出决定：防治方法要根据后季稻生长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对未抽穗扬花的田块，用撒药粉的方法，对已抽穗扬花的田块，则采取药水泼浇的方法。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措施后，就发动社员突击两天，终于按质按量地完成了防治后季稻纵卷叶虫的任务。实践使我认识到，向群众学习，就是要在工作中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新藓经验，在向群众学习中找出办法来，用以指导工作。
    我们刚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要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适应形势的发展，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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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高向群众学习的自觉性，自觉地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在虚心向群众学习和深入实践的过程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千，继续苹命，不断前进。
    (本文作者是中共川沙县东沟公社委员会副书记)
    在反复实践中提高认识增长才干
    周麟昌
    一个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新干部，还要不要深入实际，坚持实践？开始我曾想：我过去一直当营业员，现在脱产当干部的时间也不长，别的“老本”没有，实践这一课总还不缺。有次，商店党委研究如何争取工农兵监督，提高服务质量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在商场设立接待处，由党委的千干部直接听取工农兵顾客的意见。我一听就想，我柜台站过好几年，顾客有些什么意见，早已直接听过了，再搞这一套是多此一举。后来，当我根据党委的决定，同其他同志一起下商场接待，出门访问，就从工农兵顾客那里听到了许多原来没有听到的意见。比如，过去不少顾客希望我们出售棉布等衣料能够量体派料，我们就增设了这个服务项目，受到欢迎。我自己就是卖布的，总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在接待、访问中，有些外地顾客反映，按我们派算买去的衣杵，拿到当地裁剪加工，往往有的娠多，有的不够。是什么原因呢？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我们派料是按上海一般服装式样、尺寸计算的，外地有的服装式样和裁剪方法同上海不一样。这件事，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吃实践经验的老本，思想就要落后于形势。只有实践不停步，才能认识无止境。过去的实践，不能代替现在的实践；来自第一线，不等于真正了解第一线。实践，这是一门永远上不完的课。如果把搞过实际工作，有些直接经验看作“老本”，手足不勤，两眼向上，那正是中了刘少奇、林彪鼓吹的认识“一次完成”谬论的流毒。只有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比较符合于客观实际，跟上形势的发展。
    那么，是不是下到了第一线，自己实干一番，就算是实践了呢？这里还有个怎样正确认识个人实践与群众实践的关系问题。前些时，商店党委要我到一个部门去蹲点，总结深入批林整风的经验。我想，这个部门是我的“老家”，自己在那里“土生土长”，情况熟，这次下去怎么搞，心中早有“谱”啦！于是，我收集了一些资料，搞好一套计划，来到这个部门蹲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群众却反映，这套设想不切合班组实际。有的小组在实践过程中修改了原来的计划，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从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矛盾这个根本问题入手，针对林彪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深入开展批判。这样，批林批得深，觉悟提高快。群众的实践，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经过和支部同志研究，及时总结和推广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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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使这个部门的批林整风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也推动了部门的其他各项工作。
    从自己关门搞计划，到和群众一起在实践中修改计划这个过程，使我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观点。我们所说的实践，是社会的实践，阶级的实践，群众的实践。拿个人和群众相比，个人实践的范围总是狭窄的，而群众实践的天地却是广阔无垠的；个人实践过一次二次的事，群众却实践了千百次。因此，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群众的智慧却是无穷的。我这次下去蹲点，一开始就因为只想到自己个人的实践，没有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因而走了弯路。而当着比较自觉地尊重群众的实践，以群众的经验不断丰富自己，进一步指导实践的时候，工作就前进了一步。前后对照，使我更深切地感到：一个来自群众的新干部，不仅要坚持实践，而且只有求远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生活于群众之中，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把个人融化在群众之中，把个人实践同群众实践结合起来，尊重和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
    在蹲点过程中，还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只要埋头实干，就能收到实践的放果呢？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我蹲点的那个部门，在对前一时期的学习，批判进行群众性的回顾总结时，发现有个小组在批林整风中，抓住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一面注意从根本上提高小组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一面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抓住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强了团结，革命、工作都显得生气勃勃。通过总结交流，推动了整个部门人人动手做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段实践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也决不否定认识的能动作用。而认识要起到能动作用，极其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经验。蹲点学习的实践使我深切体会到：总结，才能有比较，分是非，深化认识，得到提高；总结，才能知不足，明方向，促进转化，继续前进。总结的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摸索规律性、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的过程。只顾埋头实千，不从理论上总结经验，就有滑到经验主义邪路上去的危险。对一个缺乏实际斗争锻炼的新干部来说，不仅要积极参加斗争实践，而且要学会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在总结中学习理论，学习群众，改造思想，增长才干。
    (本文作者是中共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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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膏革命经验总结
    结合社会调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复旦大学哲学系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一年多来，我们先后两次组织工农兵学员和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引导学员把学哲学、用哲学结合起来。通过社会调查，学员广泛接触实际，较好地掌握了所学的哲学基本原理，并且同工农群众一起，集体写出了二十多篇哲学文章，调查报告。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学哲学系师生，运用社会调查的形式，同工农群众一起学哲学，用哲学，是实现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引导学员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
    首先是学立场
    在社会调查中，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不能单纯解决一些学习的方法问题，而是要首先解决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
    我们有个小组到市郊川沙县向阳三队调查学习。这个生产队科学种田搞得较好，产量年年提高，大多数师生都感到学哲学的“课堂大，老师多”，学得“生动活泼”，但也有的同志下去后，却感到学不到什么哲学。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同志以为这里的贫下中农
    一定会讲出-一套辩证法的道理，可是下去一听，贫下中农却很少讲哲学名词，因而就泄了气，以为没啥哲学好学。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学习了马克思“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的教导，才认识到：群众的三大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唯一源泉，工农兵群众是哲学的真正主人。当师生们深入到贫下中农中间，同劳动，同学习后，了解的情况就多了。一次，一位老贫农给大家说：“我们这里有两块田，论条件，差不多，但庄稼长得不一样。我们一连观察了几年，才发现两块田的土不同。再仔细观察，才弄清楚原来有生土、熟土、僵土之分，土壤的变化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可大啦！”短短几句话，生动具体地给我们介绍了贫下中农在同自然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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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中，抓住事物运动的特点，从事物彼此关联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摸透了土地变化的规律。从这里，我们学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科学分析方法，并和贫下中农一起写出了《养田和用田》的哲学文章。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又进一步向大家提出了用无产阶级立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要求。调查上海蔬菜产、供、销先进经验的师生，经过一个阶段的调查，初步印象是：搞好蔬菜工作主要是解决多多少少的矛盾，使每个季节上市的蔬菜不过多，也不过少。于是，他们就从解决蔬菜多多少少的矛盾这个角度整理了一个材料。贫下中农和菜场职工看了后说：“这是站在学做买卖的角度去看问题，在多变少，少变多的概念上兜圈子。”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多多少少的问题？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又把调查到的大量材料作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认真分析，才从不断解决多多少少的矛盾中，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种菜的想着卖菜的，卖菜的想着种菜的，种菜的和卖菜的都想着儿百万的吃莱人，同时，吃莱人不忘种莱人，提倡艰苦，发扬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主动配合搞好蔬菜供应。种菜人、卖菜人和吃菜人之间这种新型的革命关系，才是搞好蔬菜供应工作的关键和根本原因。这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透过蔬菜供应上多多少少的现象，真正看到它的实质，较好地总结出蔬菜工作的经验来。后来，他们在贫下中农和菜场职工的具体帮助下，写出了《种菜、卖菜和吃菜》的文章，在分析、解决多多少少的问题时，始终贯穿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
    两次社会调查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在社会调查中要真正学到理论，首先就要解决
    一个立场、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然申明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用什么立场观察问题，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的首要标准。离开了立场，提高理论水平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在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实际问题上用气力
    在掌握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如何引导学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实际问题，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是搞好社会调查的主要环节，也是帮助学员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较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一环。这个问题，我们是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才逐步认识的。
    刚开始，我们比较重视引导学员收集材料，而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工作不大注意。所以一动手整理，感到如堕烟海，抓不住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写出的报告，只不过是材料的堆积，念给工农群众一听，说只是一篇流水帐，没有反映出经验究竟在哪里。吃一堑，长一智。工农兵学员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认为在社会调查中只有紧紧抓住“分析”这一环节，与工农群众一起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才能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掌握运用哲学原理，向理论方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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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引导学员去分析呢？这里有一个认识路线的问题。开始时，有个小组到上海第
    二棉纺厂调查班组建设经验。他们从想当然出发，认为先进集体或先进个人的发展和成长总是经历“先进一自满一挫折一再先进”的过程的；下去后便按着这样的框子去挖掘材料，结果当然碰了壁。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深。后来他们遵照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教导，批判了林彪一伙“从主观到客观”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一步深入调查，才真正弄清了这个小组的班组建设的经验。
    为了帮助学员学会用哲学观点去分析问题，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我们主要采取了下列几种做法：
    一、把分析问题与认真读书结合起来。把分析中的难题作为学习中的专题，是理论联系实际读书的一种好方法。学员在分析中，面对大量的材料，就感到眼力不够，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才能正确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调查养大猪的小组原来认为，养大猪的关键是以较少的饲料转化为更多的肉食，这里包含了两对矛盾：一是养大猪与饲料的矛盾；二是养大猪与缩短饲养期的矛盾。于是他们在这两对矛盾中打转转，从“大—短一省”这三者关系中去找养大猪的规律。但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学习了《矛盾论》，认识到养大猪也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在和饲养员一起分析中，才弄清楚猪之所以大，是因为肉壮膘肥，找到了“长膘”是养猪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但猪在“长膘”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进一步学习矛盾的特殊性的原理之后，认识到只有“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才能找出具体事物的规律。于是，他们对猪的生长过程的断奶期、长骨架期和催肥期的不同阶段长膘情况进行了分析，终于和饲养员一起总结出养大猪的主要经验：断奶时不落膘：拉大骨架时控制长嘌：催肥时增长膘。
    二、与工农群众一起分析。到南汇县沿南十一队总结棉花“移苗助长”先进经验的小组，在分析棉花通过育苗移栽获得增产这个问题时，除了联系实际认真读书外，还和有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抓紧切时间请教；为了广泛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他们挨家挨户上门学习，不懂的问题做到“每事问”。有一天，县里组织一批棉农到这个公社检查棉花生长情况，参加调查的六名师生全部出动，分头跟着检查队，虚心听，仔细问。有个学员对移栽棉花的根须为什么会发达搞不懂，一个棉农就告诉他：“因为棉花移栽时主根断了，所以移栽后就从根部长出新根来，这正象果树移栽时要切断主根一样道理。”这位学员听了很受启发，想起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关于“相反相成”的教导，说：“切断主根这是破，正因为这个破，促使它长出新的更加发达的根，相反的东西，同时又是相成的。”棉农听了点头说，这讲得有道理。这一天，他们和棉农在炎日下走了四、五十里。贫下中农见他们虚心好学，很感动，而我们六个师生通过与贫下中农一起分析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受到很大教育。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经验是贫下中农创造的，只有坚持与贫下中农一起分析·才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一些问题，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三、在分析中提倡辩论的学风。在分析时往往会出现不同意见，我们提倡辩论的学风，把分析不断引向深入：同时，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引导学员在对立面的比较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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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现象与本质、正确与错误的能力。这种辩论越深入，分析也越透，大家受到的教育也越深。调查大米保管的小组，围绕大米发霉变质的原因，展开了讨论：有人说是温度，有人说是水分，有人说是氧气，各有各的理由，争得很激烈。教师就因势利导，把辩论深入下去，引导人人去思考，人人去钻研，充分发挥学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再组织辩论。经过几次辩论，有的人发现自己的道理说不透，有的人发现自己的观点有片面性，更多的人则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并弄懂了大米变质的原因，主要是氧气的存在，因为氧气参与大米内部新陈代谢的活动，又为微生物生存提供了条件。这样，就进一步理解了采用“真空充氮”的办法，使大米和氧气隔绝，就不致发生霉变的道理。
    运用调查成果进一步推动理论学习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调查报告、哲学文章，社会调查工作作为一个阶段是结束了，但整个教学过程并没有完成，还必须使在调查中学到的知识带上条理性、综合性、系统性。为此，回校后，我们专门安排了一段时间，一面引导学员结合调查实际进一步认真读书，一面进行总结交流。
    学员在点上总结的是一些具体事物的规律，认识的是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在总结交流中，我们首先组织学员进行概括工作，把具体事物的规律抽象为更普遍的规律，从而从更普遍的高度来理解这些具体事物的规律。如调查大米保管的小组，了解到工人同志采取“真空充氮”的绝氧办法保护大米，但由于不可能把氧气绝对地抽尽，大米的上面部分还会发霉，后来结合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才使大米从“过夏难”变成“常年存”。从这里，他们理解到：只能相对地绝氧，不能绝对地绝氧，没有氧的纯只能是相对的，而有氧的不纯才是绝对的。回校后，他们再一次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这样，他们就把认识提高到“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个普遍的规律。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然后他们又从一般到特殊，围绕着纯与不纯讨论了对党内斗争的认识，认识到党内纯也是相对的，而不纯才是绝对的。只要阶级存在，党内斗争就不会停息，从而加深了对党内斗争规律的认识。
    在总结中，我们还提倡学员把自己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的深切感受写成体会文章，以加深对一些哲学原理的理解。有个学员进校前是个饲养员，她饲养的猪，常有几头不长膘，长不大。她原来认为，十个指头有长短，猪总有好有孬。学习了矛盾的同一性之后，感到先前的想法不对，但又说不透错在哪里。这次，她正好是调查养猪，贫下中农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促使僵猪不僵的事实，给她很大的教育。根据贫下中农的分析，在僵猪身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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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的因素，就必然有与它互为存在的条件的矛盾的另一方面一不僵的因素。僵猪当着“僵”的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时，矛盾的另一方面的“不僵”因素就处于被支配地位，只要人们创造一定的条件，“僵”的因素与“不僵”的因素的矛盾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贫下中农正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找出了造成“僵”的原因，创造了条件，使僵猪变成了好猪。回校后，她重新学习了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认识到：过去自己看待僵猪，只看到它“僵”的一面，却看不到它“不僵”的一面，不是把僵猪与好猪之间的矛盾、对立看作是可变的、可转化的，而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一种违反辩证法原理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她于是写了一篇《僵猪变好猪的启示》的调查札记，把自己的体会用文字表达出来，对矛盾统一性原理的理解就加深了一步。
    在各个点进行认真总结，提倡大家写体会文章的基础上，我们抓了交流，组织金体师生传阅、议论各个点的调查报告、哲学文章，在交流会上让大家讲自己的切身体会，把一个人的体会变成大家的体会，把一个点的收获变成大家的财富，使片断的认识变成比较系统的认识。在交流中，师生谈得最多的是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如蔬菜地区植树造林利与弊的矛盾运动，养田与用田的矛盾运动，棉花生长过程中长枝叶与长果实的矛盾运动，猪生长过程中长膘与长骨架的矛盾运动，等等。通过对这一系列矛盾运动的综合归纳，不少学员加深理解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刚，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这一基本哲学原理。师生在交流中，还回顾了工农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创造这一系列新生事物的具体过程，总结工农群众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道路的过程，从而对毛主席所揭示的“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理解深刻得多了。师生在交流会上，还列举了工农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的大量事实，批判了林彪一伙鼓吹的“天才史观”，从而进一步领会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调查的成果，还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有了改进。参加调查养填鸭先进经验的教师，在回校后的课堂教学中，就运用了灯光刺激产蛋多的事例，深入浅出地说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原理。有些学员在走出校门同工农群众一起学习马列著作时，也运用调查中得到的体会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受到工农兵的好评。我们还引导学员结合调查实际，学习后继课程，这样学，生动活泼，具休扎实。
    结合社会调查进行哲学教学实践，虽然为理论联系实际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缺点。如怎样在调查过程中处理好教师和学员的关系：怎样结合社会调查，加强理论基础的教学；怎样通过总结交流工作，帮助学员进一步从理论上提高，我们都还做得很不够。此外，我们调查研究的形式还比较单一，总结实践经验的内容也不够广泛，不能使学员得到更多方面的学习和锻炼。这些问题都有待继续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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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节
    容
    传
    陈
    令
    在十九世纪跨入二十世纪的年头里，中国人民掀起的民主革命激潮，给投靠帝国主义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敲起了丧钟。当时许多知识青年，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登场，是这一时代的号角。他们热爱祖国，奋不顾身，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等恶魔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自署为“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邹容，字蔚丹，又叫威丹，四川巴县人，生于鸦片战争后四十余年的一八八五年，也是中法战争失败的那一年。巴县紧邻重庆，在清末是重庆府的首县，长江上游的急流经那里奔腾东下。在邹容成长的年代，重庆已被开放为商埠，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渗透于巴山蜀水间，而戊戌变法的新旧冲突、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急风骤雨，更一幕一幕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和中国社会的矛盾。
    邹容六岁开始上私塾，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快读完了封建教育规定要读的四书五经，并已读《史记》、《汉书》等历史名著了。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个颇饶资财的商人，看到邹容聪明好学，很希望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以光大邹家的门第。邹容十二岁那年参加县里的“童子试”一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对冷晦的题目不甚了然，要求解释，主考官拒绝，他当场同主考官顶撞起来，愤而退出了考场。回家后，遭到父亲的责打。这时，维新之风已由上海、北京吹向内地，邹容初步接触了《天演论》、《时务报》等维新书刊，革新要求在他的思想深处发了芽。当他父亲一再以赶考的话说教时，他坦然回答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表明年轻的一代正在向旧制度挑战。邹容在时代和形势的启示下，感到不但要知道中国，还应开眼看世界，要向外国寻求知识，他便跟来到重庆的日本人学习日语、英语，并接受西学。戊戌政变发生，顽固派反扑过来，杀了维新派的头，消息传来，邹容大为谭嗣同为革新而流血的事迹激动，他怀着仰慕的心情把谭嗣同的遗像悬于座旁，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诗的技巧虽不算成熟，还渲染了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但他以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就如此鲜明地表达了对新旧的爱憎，立志要走革新的道路。他的诗，是时代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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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的革新运动已激化为民主革命的浪潮，正强烈地冲向封建专制的堤坝，清朝政府见风使舵，居然想把“维新”的旗号接过去，举办所谓“新政”。一九○一年夏天，四川总督奎俊准备选派二十二个青年去日本留学，将在成都招考。邹容得到消息很高兴，认为是去外国学习的好机会，请求父亲准许他赴成都报考。有个守旧的亲戚从中阻挠，邹容知道了，拿起菜刀要同这个亲戚拚命，他父亲只好同意他去。邹容去成都应考了，考的成绩并不环，由于他平时思想激进，旧势力对他不满，官厅竟取消了他的录选资格。他退一步就学于成都经学书院，学习中，每与同学辩论，“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没多久，又被顽固的书院院长开除了出来。
    年轻的邹容虽然受到一次又一次打击，但他一点也不气馁，要求上进的心更坚，经过向他父亲多次争取，几至决裂，才得到自费留学日本的允许。邹容的学习历程，贯串了新和旧的斗争，是那时中国社会新旧斗争的缩影。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和保的斗争。
    就在当年的冬季，邹容踏上了他的不平凡的征途。从重庆乘船下驶，穿过三峡，奔泻的江流冲打着两岸的岩石，撒出一簇簇浪花，江心的急浪，卷起一圈圈旋涡，邹容身历其境，他的思潮也随着江流翻滚。邹容把上海作为他去日本的第一站。到了上海，为打好语言基础，经人介绍，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外国语学校一广方言馆，补习日语。
    上海那时已是一个拥有近两百方人口的大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之
    -一。在这里，邹容看到十里洋场的租界和趾高气扬的外国巡捕，看到五光十色停泊在黄浦江的外国轮船和兵舰，看到一家家吮吸人民血汗的工厂和银行，激起了对卖国的清朝政府的无比仇恨。而广方言馆却有不少人带着洋奴买办思想，把学习外国语当作敲门砖，邹容深为感叹，写了首“书怀”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堪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邹容在上海呆的日子不长，一九○二年春上，他横渡东海，到了日本东京。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都进同文书院补习日语和其他学科，为投考专门学校作准备。邹容到东京后，也是进这个同文书院学习的
    中国从上世纪最后几年陆续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当邹容到日本时，留日学生已迅增至两三千人，去者仍络绎不绝，形成为留学生运动。这些知识青年，对在清朝统治下处境愈来愈艰险的中国，本来已惴惴不安，一到国外，汲取新的思想，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心更加迫切。爱国革命活动在留日学生界一天天活跃起来。一九○三年的春节，留日学生一千多人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大会。会上，马君武和邹容等相继演说，讲述清朝的罪恶历史，声言不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些愤激的言词，不仅激发了到会人的斗志，也在没有到会的留学生中传开了。从此，邹容每会必到，到必慷概陈词，他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中鼓吹爱国革命最年轻的急进分子。
    当年四月，由于沙俄不履约撤走它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侵入中国东北的军队，反而增兵，还向清朝政府提出安图长期控制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全国人民对沙俄的侵略凶焰极为愤恨，各地奋起反对，发起拒俄运动。留日学生也纷纷举行集会，商讨对策，召开了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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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大会，到会者五百余人，大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亦称学生军，当场就有陈天华等二百多人签名入队，有十多个女留学生报名愿随队担任护士工作。邹容是这个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拒俄义勇队的队员，他逐日列队操练，头心同大家一起把沙俄侵略军逐出中国的领土。清朝政府害怕触怒沙俄，更害怕留学生组成“反抗朝廷”的势力，便以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为词，勾结日本政府把它解散了。义勇队是解散了，但是留日学生的革命意志是解散不了的，他们进而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标榜“尚武精神”、“铁血主义”，继续开展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
    邹容到日本的一年，投入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又读了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美国独立、法国革命的历史，革命感情在他胸膛里象炉火一样越烧越旺。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出发，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讲革命的书，阐发独立、自由、平等思想，羯露清朝政府的血腥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以唤起更多的中国人的警觉，投入革命行列，一起向敌人开火。这本书的名称就是《革命军》赫然三个大字。
    邹容挥着匕首般的笔，字字句句刺向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聚精会神地撰写他的《革命军》。这时，传来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与另一个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妾有奸私情享，这个姚文甫本来就是破坏留学生运动的敌人，大家决定借此给他以打击。邹容约同几个留学生直入姚文甫在东京的住所，揭出他的丑事道：“纵饶汝头，不饶汝辫发！”拿出剪刀，嚓的一声，就把姚文甫脑袋后的辫子剪了下来，悬于留学生会馆的梁上示众。后来章炳麟赠邹容的诗中，有“快剪刀除辫”一句，就是指的这件事。
    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对这件事大为恼火，他不止是感到“物伤其类”，更惶恐的以为这是“犯上作乱”的发端，因此照会日本外务省，准备捉拿邹容等人。邹容接受朋友们的劝告，离开东京，返回上海。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说他“居于蜀十有六年，以辛丑（一九○
    一)出扬子江，旅上海；王寅（一九○二）游海外，留学经年。”这儿句话概括了他前此的短暂经历，他一踏入社会就迎着风浪前进的经历。
    邹容回到小别一年的上海，上海已不是去时的沉默了。蔡元培、章炳麟等在这里组织了中国教育会，从教育文化入手，传播革新思想。接着，上海、南京的学堂发生学潮，成批的青年被迫退学，中国教育会为之设立爱国学社，接纳他们入学。这些感情奔放的青年汇集一堂，在蔡元培、章炳麟等的引导下，议论时政，意气风发，又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借张园开会，倡言革命，俨然结成了革命团体。而早已在上海刊行的《苏报》，受民主思潮的激荡，也日益赞同革命，同爱国学社紧密配合，言论随之激昂起来，影响及于东南地区。
    上海的民主活动和一海之隔的留日学生的爱国反清斗争，是互通声气、互相促进的。邹容一返上海，就住入爱国学社，从那一个战场转到这一个战场，再没有上次初来上海那种“落落何人报大仇”的寂寞感了。特别是他和章炳麟的结识，有共同的反清思想作基础，很快建立了战友和同志的亲密感情。章炳麟比邹容大十八岁，已是一个有学问而知名的革命家，他对聪颖果敢的邹容很器重，呼之为“小弟”，诗中有“邹容吾小弟”之句，反映了他们的不寻常的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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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容回到上海的日子里，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活动，张园的集会，又和章炳麟日夕相处，得到帮助。经过几年来思想和生活上的磨练，这个年轻战士的民主革命观念更加炽烈而带系统性了。他一边战斗，一边钻研，敏捷地写完了在东京已经着手的《革命军》。《革命军》全书共二万字，分做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革命军》揭出革命大旗，说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进行武装革命。书名鲜明地标明了全部宗旨。这就从正面回答了保皇党康有为那时正在叫嚣的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革与保两条路线斗争推上了高潮。
    《革命军》以革命的“公例”、“公理”之箭，射向那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它一开头就强烈地指出：“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货族）之弼铧，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之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些观念虽然不是全都健康的，但反复说明了一条真理，中国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改变现状，也才有它的将来。它认定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革命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柄性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因此对革命不能“中立”，不能“徘徊”，不能“后退”，它大呼“此其时也”，就是说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干革命。
    《革命军》之所以大声疾呼要革清朝政府的命，因为清朝是一个极腐朽、极恶劣的封建专制政府，不是“迫民以威”，就是“陷民于律”，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土农工商都不能安业，断送了中国社会一切新的生机。而清朝统治者还口口声声在那里说什么“皇仁”，邹容说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日救人也”。尤其清朝是一个卖国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大片大片领土奉送给帝国主义，“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连他们自己称为“发祥之地”的东北也让沙俄恣意辛割蹂躏，以至“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的勾当，层出不穷。所以邹容认为清朝政府是洋人（帝国主义）的“奴隶”，广大的中国人又成为清朝的“奴隶”，只有推翻清朝这个“奴隶总管”，才能使中国人变奴隶为主人。他断然指出，革命就是“先推倒满洲人（贵族）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还要“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那是说，凡反对中国革命独立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革命的敌人。
    《革命军》提出要革清朝封建专制政治的命，还必须革“奴隶道德”的命，因为“奴隶道德”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纽带。“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日忠日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就是极顽梗的精神枷锁。邹容蔑视地说：“吾不解忠臣之谓何”！他以辛辣的笔调写了首《奴才歌》，讽刺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说：“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好睡觉。古今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胡乱闹”！所以他要“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为民主革命扫除思想上的障碍。以为“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习，一视一听之微物”，都要经过革命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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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军》的作者知道要推翻清朝统治者，要扫荡“外来恶魔”（帝国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艰巨的。他号召“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效“法人三次，美洲七年”，同敌人“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这样做去，他深信革命的目的终有一天会达到，“诛杀满洲人（贵族）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书的结语，发出了“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宏亮声音。这是一本生气勃勃、富有战斗力的书，不仅从思想上摇撼了清朝的统治，而且化作行动，成为了推翻清朝的物质力量。但它毕竟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它强烈地反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没有把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分开来，带有浓厚的种族复仇主义色彩；它热情地呼吁老年、壮年、青少年都要参加革命，为革命出力，却找不到一条动员人民群众起来的道路，甚至把革命强分为“野蛮革命”和“文明革命”两种，使自己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
    邹容写完《革命军》，将原稿送给章炳麟看，清他润色，章炳麟看了，认为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是不可，不用修饰。他主动为《革命军》写了篇序，预言这本书将给中国社会“震以雷霆之声”。另有几个人为之筹集印刷费，一九○三年五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了。
    《苏报》为扩大《革命军》的影响，五月二十七日刊载了《革命军·自序》，接着在六月九日发表了《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文，前者阐发革命的宗旨在于“去世袭君主，排满洲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推荐《革命军》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后者说《革命军》“文极犀利，语极沉痛”，读了没有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的，希望将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这样，就给当时的中国杜会投下一颗巨型的精神炸弹，激起了“苏报案”的轩然大波。
    还在张园举行爱国演说时，就已风传官方要查禁“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但因爱国学社和苏报馆都设在租界，他们没有来得及同租界的殖民机构一工部局串通好，一时没有发作。至此，“乃复有不普通、最急激、致政府惊心动魄之一名词‘革命军'者，公现于世”。清朝政府按捺不住了，便加紧策划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由，要上海道袁树勋赶快同工部局达成协议，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密拿有关人员。还派了南京候补道俞明震来上海协助。六月二十九日，《苏报》又摘刊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的保皇政见驳得体无完肤，大骂光绪皇帝载湉是个“不辨菽麦”的“小丑”，更加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和保皇党，展开了革与保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天，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巡捕和警探又闯入爱国学社，气势汹汹地指名要捉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人。章炳麟回道：“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章当即被扣上手铐捉走。邹容听到章炳麟被捕，以生死与共，义不苟免，七月一日，自己到巡捕房投案。除章、邹外，还先后抓走了同《苏报》有关的四个人。
    “苏报案”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场尖锐斗争，也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同帝国主义又勾结又矛盾的丑剧。章、邹被押禁会审公廨后，袁树勋、俞明震便向工部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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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领事活动，要求引渡，把章、邹等解往南京处理。那个远在武昌的满洲贵族、湖广总督端方，更是咬牙切齿，一会儿上奏北京，一会儿电询魏光焘，一会儿派亲信至上海，说“此书(指《革命军》)逆乱，从古所无”，“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必须将章、邹“妥密解宁”，“尽情惩治”。由于舆论界的激烈反对，以及工部局坚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同意引渡，七月十三日，清朝的皇太后和皇帝也出面了，发出上谕说：“邹容等六犯既经拿获”，仍须设法押解南京，“毋任狡脱”。工部局看到的首先是他们的侵略权益，管你什么上谕不上谕。十五日，会审公廨公然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等进行审讯，以此来打击革命党人。
    会审时，章、邹的辩护人向会审官说：有被告而无原告，狱案不能成立，此案原告为何人？是中国政府吗？是两江总督吗？是上海道台吗？会审官不知所答，漫应道：中国政府。于是清朝政府便以原告的身分同章、邹私人打起官司来，摘引章、邹的革命言论，指控为煽动作乱，“大逆不道”。章炳麟从容反驳，旁若无人，对那几个中外混合的会审官投以轻蔑的眼光。邹容则坚贞不屈地说：“因愤满人（贵族）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会审了多次，清朝政府总想把章，邹弄到手，又由外务部向各国驻北京的公使交涉，仍无结果。最后只得同工部局商定，将《苏报》其他人释放，以章、邹“谋为不轨”，“厥罪惟均”，定为永远监禁，即无期徒刑。舆论不服，群起反对这项无理判决，声言章、邹久系监狱，在法律和道德上均为不合，应将控案注销。拖到一九○四年五月，额外公堂被迫改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两年，期满逐出租界。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这是章炳麟在狱中赠邹容诗的最后两句，是说临死他们也要紧搀着双手，天地间就有这样两颗好头颅。邹容的答诗说：“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与尔，同兴革命军”。尽管关在监狱里，过着“沦地狱”的日子，他们仍然斗志昂扬，不顾生命的安危，念念不忘的是“兴革命军”。诗的境界，就是战斗，就是革命。当资产阶级还是一种新兴力量在进行革命的当初，他们需要这样的革命激情去开展斗争，是阶级的使命，也是历史的使命。
    邹容在狱中长期受折磨，至一九○五年二月病倒了，多次昏厥过去。章炳麟托人从外面买来黄连、阿胶等药给他滋养，没有效果。再三向监狱长交涉，请找个医生为邹容治疗，竟遭拒绝。直到邹容的病情已十分险恶，狱医才来看病，开了药方，邹容服了药，却在第二天（四月三日）的夜半就死去了，离出狱期只七十天了，年纪仅二十一岁。死时口吐鲜血，人们怀疑是被毒死的。监狱把他的遗体抛弃墙外，有个向往革命的义士刘三收敛遗体，葬于上海华泾乡黄叶楼附近。数日后，中国教育会假愚园路开了追悼会，有八十余人参加，表示了千百万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抗议。
    邹容死了，邹容的立志革新、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却是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他的名字和战斗的《革命军》也是以光辉的一页永远载入史册的。他牺牲不久，在日本和上海出版的《醒狮》、《国民日日报》等革命刊物，就刊出了不少悼念他的诗文。《江苏》第四期有署名浴血生者还谱写了《革命军传奇》（杂剧），第一出首两句说：“男儿自有男儿性，不到民权死不休”，道出了邹容为民主平等奋斗到底的决心。革命党人陈天华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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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狮子吼》剧本，第七回的“破迷报馆案”，就是影射“苏报案”的，它说：“那时有一个破迷报馆…，所登的论说，篇篇激烈，中有一篇革命论（指《革命军》），尤为痛快。此论一出，革命革命，排满排满之声，遍满全国。”
    事情正是这样。就在“苏报案”发生的当时，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把邹容关起来了，可是关不住邹容发出的革命怒吼。《革命军》到处行销，到处传阅。有的书还把其中的重要章节作为单篇选入书内，以广流传，如当年出版的《黄帝魂》选录《革命之原因》等章节，就是
    一例。随着“苏报案”的斗争和邹容的牺牲，革命形势在发展，《革命军》冲破清朝政府的重重禁网，更以各种名目刊行，遍销国内外。如在香港翻印的名《革命先锋》，在新加坡翻印的名《图存编》，在上海翻印的名《救世真言》，在横滨则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编称《章邹合刊》，也有与《扬州十日记》合刊的。销售达一百一十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数的第一位。《革命军》是在战斗中诞生的，也在战斗中得到广泛传播，是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的重要思想武器。
    一九一二年初，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为表彰邹容的革命功勋，赠予“大将军”荣衔。随后，章炳麟又为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刻石于墓，以纪念这位早年的战友。中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来，对十八九岁就写了《革命军》的邹容，一直给予好评，充分肯定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多次校印了《革命军》，先后发表论述邹容的书和文章达数十篇（册），表示了对这位民主革命时期的青年战士的追念。
    《初霞》骨到征稿启事
    上海文艺丛刊一九七三年已出《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四辑。一九七四年开始，改名<朝霞》丛刊，仍为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选载）以及电影文学刷本、话剧剧本等。
    从一九七四年起，还将出版综合性文艺刊物《朝霞》月刊，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
    《朝霞》丛刊和月刊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发展而努力。希望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踊跃来稿，努力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积极反映当前伟大时代的风貌，热情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来稿注意：1.稿件内容如系真人真事，请加以说明；2.文内如有引文，请注明出处；3.来稿请写清真实姓名（发表时署名昕便）、工作单位和详细通信地址；4.请勿一稿两投。来稿如不刊用，除油印稿、复写稿、短诗不退外（此类稿件如三月内未见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其他稿件一律退还；5.来稿寄：上海绍兴路54号上海人民出版社《朝霞》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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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三年
    第
    三
    期
    总第三期
    >×UE>K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站版社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长孝专庄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统一书号：3171118定价：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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